向保护主义说“NO”

无论是“逆全球化”异动，还是保护主义抬头，都在说明一个事实——始于二战之后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遭遇重大挑战。据WTO统计，2016年全球范围内仅技术贸易壁垒就达到前所未有的1896起，且势头不减，是2005年的2.5倍。另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TA）统计，2008年至2017年2月，各国共采取了包括贸易、投资和移民在内的9099频次的保护主义措施，是自由便利化措施的3倍。其中，仅美国就采取了1238频次，平均不到3天就出台一项，位居各国之首。总体来看，当前保护主义的形式越发多元、越发隐蔽、越发综合化。

图1 WTO成员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统计

图2 全球保护主义措施频次分布

纵观历史，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政策一直在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之间摇摆，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和规律性，两者相互作用，时常带来政策的转向。有研究表明：经济衰退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使用频率和强度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性，当经济不景气时，保护主义就大行其道。此轮保护主义抬头的主要背景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世界经济从一路高歌跌向谷底，原有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形成，各国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并分化；全球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实施难度增大，私人投资增长放缓，消费需求疲弱，国际市场需求低迷、竞争激化，作为经济重要增长引擎的国际贸易持续低于世界经济增长。因此，为了拉动本国经济增长，提升就业，贸易保护主义就成了一些国家“不得已”的选项。

实际上，全球化过程本身也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在过去几十年间，以贸易和投资为推动力的经济全球化在促进全球增长、改善民众福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自由主义下资本的逐利本性和自我积累，导致世界日益扁平化，各国政府部分让权于国际组织，多边贸易体系谈判进展缓慢，发展滞后于全球化管理的需要，政府权威性受到严重削弱，加剧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及其内部的不平等。

不难看出，作为曾经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美国和欧洲各发达国家也是这轮保护主义实施最密集的区域。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随着科技的支持和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发达国家把更多精力集中于以金融行业为代表的高度知识密集型商品与服务的生产，但与此同时，世界贸易不断扩散，进口竞争部门主要是传统工业部门失业率上升，劳动力收益下降，劳动力市场出现分割化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加上大量移民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冲击，社会日益分化，形成了少数获取暴利的全球化“利益增进”群体和相当一部分全球化“利益受损”群体，经济危机加剧政治危机，群体失落感引致民粹主义和极端右翼势力沉渣泛起。由于西方国家特殊的民主选举制度，让美国和英国许多居于社会中下层的选民为政客所利用，投票支持了特朗普上台和英国脱欧，从而加剧了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政策选择的倾向性。因此，这一轮保护主义思潮，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中深层次问题在思想观念上的映射，是各国政府和多边经济治理体制处理全球化危机的管理能力不足、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的直接表现。

历史常有相似，1930年美国总统胡佛颁发《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试图以高关税保护美国市场，但被后来许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视为导致美国和全球经济大萧条的主要原因。二战后发达国家在反思中主导构建了以WTO为代表的多边国际贸易投资体系，实现了1985年至2007年的实质性全球化和经济快速增长。然而，为规避现有国际多边贸易投资机制的监管，保护主义措施也在不断更新和升级，除了常规的限制工业品进口、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进行国际投资审查之外，那些涉及到贸易、投资、移民和汇率等更广范围的措施更具隐蔽性、“合法性”、“合理性”、综合性和传递性，对世界经济危害更大。

图3 2005-2015年世界货物贸易占GDP比重

保护主义会导致跨国贸易和投资活动萎缩，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率。国际贸易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先导和重要引擎，在1960-2011年间，其平均增长速度一直两倍于世界经济增速，而现在已经连续5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2016年的1.9%更是金融危机以来的新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仍处于下行轨道，影响着脆弱的经济复苏。跨国公司掌控的全球价值链主导了世界经济的生产和增长，中间产品占全球总出口额的比重一直在50%以上，全球价值链在世界蔓延得越长，保护主义措施及其威胁越会偏离最初的优化配置，越会导致企业推迟或取消投资和生产决定，破坏提振疲弱的生产率增长的努力。世界银行报告显示，政策的不确定性会使2016年长期跨境投资下滑10%到15%；IMF测算出，2012年以来贸易成本的上升（部分由保护主义政策导致）和各国参与全球供应链的程度解释了为何全球实际进口年增速降低的国家和地区接近一半。

保护主义从来不是单向的，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措施和政策会遭到其他国家的模仿和报复，会对现有的WTO等多边贸易组织和体制形成冲击，全球经济治理也可能停滞不前。贸易摩擦、竞争性宏观政策和冲突增多，甚至可能将萌芽中的保护主义演变成一场贸易大战，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好转。这种经济政策上的保护，还会对那些受到贸易保护严重影响的落后国家造成经济上的致命打击，如扩散到政治领域则会成为不稳定因素，甚至会上升为意识形态对抗和政治宗教冲突，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甚至萨德事件等背后都有保护主义的影子可寻。

实行保护主义，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不仅会使国际贸易雪上加霜，更会提高其国内中间品的成本和消费品的价格，同时还会导致生产收缩、工人就业降低、收入下降和国内居民消费能力下降，形成恶性循环，对实施这种限制的经济体自身不利。因此，考虑到美国的跨国公司主导了全球化，是全球化最大的获益者，特朗普政府那些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和计划，例如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拟征收45%的关税、惩罚那些在海外设厂的美国企业等等，不仅不会治疗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弊病，反而会加重这些弊病。再考虑到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核心地位逐步下降，一味地奉行保护主义只会将美国推离世界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治理秩序领导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上指出：“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全球化发展到今天，“美国核心”式的全球贸易旧结构已经被中国、美国、德国三足鼎立的新结构所取代，中国的选择既关乎自身，也势必会影响未来全球化的走向。那么，中国该怎么办？

一是为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也正在经历制度重建和结构调整的磨合过程，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急需完善。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要承担起与自身经济体量相当的国际领导责任，充分尊重各国的利益，深入参与到G20、金砖国家、APEC等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建设，提供一条开放创新、互惠共利的新思路：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先导，积极引导并推动开放、包容、均衡和普惠的，将全球化进程之外或边缘化的地区和人群融入进来的可持续的新一轮全球化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力。

二是带头发挥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作用。WTO的目的是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它一直是限制贸易保护的中坚力量。中国要积极遵守WTO相关规定，当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威胁时，积极利用WTO平台解决争端。中国还应该联合欧盟、新兴经济体等，侧重于与当代全球经济最相关的领域，如监管合作、减少服务贸易壁垒，以及利用投资与贸易之间的互补性，对现有的WTO规则进行完善，推动多哈回合剩余和新议题的谈判，继续降低贸易成本，扩大其职能范围，增强约束力。同时，还要继续在金融领域加强国际监管和合作，提高国际金融体系的透明度，促进多边经贸体制和全球经济治理框架朝着更加均衡、共赢和包容的方向发展。

三是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除多边贸易体制外，区域贸易安排一直是驱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另外一个轮子，中国应主动与各经济体加强双边谈判，加强和升级现有的自由贸易区协定，为中国企业营造全球自由贸易的氛围和开辟新的贸易空间。重点推进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自贸协定、亚太自贸协定等，以“一带一路”为引领，逐步形成包括邻近国家和地区、涵盖沿线国家以及辐射五大洲重要国家的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为中国在国际贸易规则重构中赢得主动，缓冲其他大型跨区域贸易协定对我国的冲击，并在此过程中构建中国包容、开放、互利、共赢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