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岁月一面旗

陆定一说：“我们党是靠报刊起家的，又是藉报刊发展壮大的。”在党的历史上，有一本党刊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相始终，是伟大胜利的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周恩来为这本党刊连续撰发了36篇文章，毛泽东赞誉它发挥了一个方面军的作用。这本刊物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党刊--《群众》周刊。

一本中央明令学习讨论的刊物

笔杆子、枪杆子，革命就靠这两杆子。党报党刊是党的重要宣传和舆论工具，对党报党刊的高度重视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党的历史上，中央曾经专门发文指示，要学习讨论党报党刊，《群众》就是中共中央明令必须学习讨论的刊物之一。

1938年，《中共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指出：“在今天的新条件之下，党已建立全国性的党报和杂志，因此必须纠正过去那种观念，使每个同志应当重视党报，读党报，讨论党报上的重要论文。党报正是反映党的一切政策，今后地方党必须根据党报、杂志上重要负责同志的论文当作是党的政策和党的工作方针来研究。在党报上下列几种论文：（一）《新华日报》上的社论；（二）《新华日报》、《解放》、《群众》上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的文章，必须在支部及各级委员会上讨论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党刊，具有共生性和并进性，在党的历史上，党报党刊经常相提并论，因此，党对党报的指示也是对党刊的指示。

从党成立之初，我们党就十分重视党报党刊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壮大自身力量，开展政治和武装斗争中的作用。早在1921年，中共“一大”即通过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以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等形式，迅速占领思想文化阵地。”1928年6月，中央又发出通告指出：“宣传鼓动工作异常重要，各级党部要特别注意做传单，壁报，时事画，小报，小册子，标语，报告事实消息的小纸片……不断刺激鼓动群众的热情。”1929年，中央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指出：“党的正确的宣传工作，便是最实际的工作，而且有推动党的一切其他实际工作的伟大作用。”1930年，《红旗》刊发《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一文，指出：“扩大党报不仅是我们党的经常工作之一，并且是我们党在目前革命形势中一个重要的革命斗争。这个斗争不仅要反抗帝国主义及一切统治阶级对于我们党报的压迫，并且要反对我们党内之一般忽视党报作用的倾向。”因而，党创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创办了《新青年》、《向导》等一大批刊物。但由于党长期处于秘密工作阶段，刊物发行数量和范围受到限制，不能发行全国性党报党刊，宣传工作受到限制。

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日本侵华，在中国共产党的呼吁下，全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因而取得了合法地位，这为创办全国性的党刊创造了条件。1937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谈判，重要议程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报纸和刊物，《群众》周刊应运而生。12月11日是广州起义的日子，在广州起义十周年纪念日，《群众》周刊宣布成立。

由于之前党长期处于秘密工作阶段，我们党的党报党刊大多秘密发行或只能在根据地、解放区发行，不能在全国公开发行。国共重新合作的新形势下，《群众》周刊可以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大胜利。

《群众》周刊在抗战中诞生，为抗战服务。《群众》周刊在出版两周年的社论中阐述道：本刊与《新华日报》以及延安的《解放》，同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本刊的使命就是传播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的坚持抗战到底，巩固国内团结，力求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路线。对于一切有利于民族国家，有益于抗战建国的工作，竭力推动。对于一切阻碍团结抗战的有害言论和行动，则尽量予以批判和揭露。

1936年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出，我们党要抓两件大事：一是办学校，培养干部；二是办报纸，宣传党的主张。党报党刊的宣传，尤其是对国统区的宣传被列入了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党中央明令学习讨论党报、党刊上的文章，既是对《群众》周刊的重视，也是对《群众》周刊工作的肯定。

一本周恩来为其连写36篇文章的刊物

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在《群众》周刊发表文章达36篇之多。在战火连天的岁月，周恩来仍能笔耕不辍，坚持为《群众》周刊撰文，这是周恩来关心《群众》的一个缩影。其实，从筹办创刊到迁址渝沪港，从宣传方针到采编发行，《群众》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浸透了周恩来的心血；《群众》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离不开周恩来的辛勤培育和直接关怀。

《群众》周刊，一直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创刊之后，周恩来曾对《群众》指示：《群众》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刊物，它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要更多地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上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致破坏抗战的反动谬论。

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对党报党刊的工作人员说：党报党刊的作用，就是要提高作者的政治思想，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就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

《群众》的每一步都是在周恩来亲自关心和支持下进行的。在最初创刊的12年间，《群众》周刊的办刊地址屡经变迁。在南京筹办时期，由于南京沦陷，西迁到武汉；后来由于武汉沦陷，继续西迁至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党决定将《群众》迁移至上海，最后迁移到香港，继续为党和人民鼓与呼。直到1949年，革命胜利，完成光荣使命后才停止出版。为了保障《群众》周刊的正常出版发行，周恩来曾多次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如1946年《群众》迁址上海后，对于上海军警非法搜查《群众》杂志社，周恩来在南京向国民政府提出书面抗议，后周恩来由宁飞沪，与国民政府进一步交涉《群众》被禁一事，保障了《群众》的正常出版。

一本起到一个方面军作用的刊物

由于党中央，特别是周恩来的直接关怀和指导，在战火连天的岁月，在荆棘丛生的环境里，《群众》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曾评价党报党刊《新华日报》、《群众》是党领导下的又一个方面军。当时的《群众》是党中央的一面旗帜，是黑夜中的一盏明灯，是战斗在最前沿的播种机，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党中央的一面旗帜。周恩来在同《群众》周刊、《新华日报》的同志研究工作时说：“我们的党刊和党报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一面旗帜。”作为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党刊，《群众》旗帜鲜明地宣传、阐释了中共中央的权威声音，可以说，《群众》写满了党的宣言书。中共中央的许多权威声音是通过《群众》在国统区发声的。如1938年《中共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1939年《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1942年《中共中央为抗战五周年纪念宣言》、1945年《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以及1946年《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等一系列宣言主张。此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邓小平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多次亲自在《群众》撰文发声，如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朱德的《八路军半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周恩来的《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彭德怀的《第二期抗战与我们的任务》、刘伯承的《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邓小平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左权的《坚持华北抗战两年中之八路军》等一系列文章。

黑夜中的一盏明灯。党刊犹如漫漫黑夜的“指路明灯”，茫茫大海的“灯塔航标”。当群众尚未觉悟的时候，党刊起着启蒙作用；当群众已经动员起来的时候，党刊起着引导作用；当群众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党刊起着解疑释惑、坚定信心、出主意想办法的作用。党刊是时代的号角，是进军的战鼓。战争年代，《群众》运用自身的宣传优势，及时发声，与各种有碍抗战的思潮做斗争，宣传中国共产党持久抗战、抗战必胜的理念，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战术与取得的成绩，坚定了全民族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信心，动员了无数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由于抗战时期国共摩擦，尤其是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后，蒋介石进一步限制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国统区的活动，党刊成为仅有的几个对外窗口、渠道，全国人民尤其是国统区人民正是通过这个窗口了解中国共产党。《群众》也适时地大量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抗战路线、抗战英雄、抗战事迹，让全国人民了解、熟悉、认同，进而支持中国共产党。

战斗在最前沿的播种机。与其它在根据地、解放区出版的党报党刊不同的是：抗日战争年代，《群众》周刊辗转于南京、武汉、重庆，始终高举抗战大旗，战斗在抗日战争的最前沿；解放战争时期，《群众》周刊适应需要，辗转于上海，甚至迁移到香港，一直在根据地、解放区之外坚持宣传战斗。《群众》周刊在前沿的战斗中一路辗转、一路宣传，不仅宣传了革命的真理，还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群众周刊回忆录》记载了一位名为马戎的革命前辈说，“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正是《群众》等党的报刊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