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现代化陷阱” 实现探索性发展

省委书记娄勤俭强调，要把江苏放在世界发展的大格局下来审视，找准特色优势和短板不足，特别是要加强对如何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陀陷阱”这三大陷阱的研究思考，积极化解发展起来后可能会先行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上述三大陷阱是“现代化陷阱”在特定阶段、特定领域的具体表现，有着共性规律与特征。江苏需要对“现代化陷阱”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实现探索性发展，既为江苏区域现代化保驾护航，也为全国现代化积累经验、提供样本。

跳出“现代化陷阱”势在必行

坚守底线思维、确保不犯颠覆性错误的战略之举。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这是发展的底线要求。“现代化陷阱”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制约因素，一旦陷入其中，就可能导致现代化进程停滞甚至中断。这是我们要坚决避免的局面。因此，对“现代化陷阱”问题必须加强研究，掌握其内涵特征、运行规律，有的放矢加以防范，力争做到心里有底、胸中有策，手上有方案、实践有成效。

驯服“灰犀牛”、突破现代化“高壁垒性”的应对之道。现代化具有极强的“高壁垒性”，有着严苛的淘汰机制和自我筛选机制。从传统社会深陷“马尔萨斯陷阱”到经济起飞阶段跨越“低水平均衡陷阱”，从在全面小康基础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迈进现代化门槛之后遭遇新的“现代化陷阱”，通向现代化之路必然会面临风险和挑战。可以说，“现代化陷阱”不是现代化进程中偶发的“黑天鹅”事件，而是大概率遭遇的“灰犀牛”，未雨绸缪、探索性研究是唯一选项。

前瞻性破题、为全国现代化探路的历史自觉。现代化既是全球化现象，也是本土化和区域化实践。在若干优势区域先行探路、锻造现代化核心区是各国现代化的基本规律。江苏现代化基础条件相对较好，拥有国家层面唯一以现代化命名的建设示范区。全国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江苏不仅要向上攀升引领国家现代化的“高度”，也要跳出陷阱筑牢国家现代化的基底。

“现代化陷阱”的类型与特征

因深层次改革难以突破落入“转型陷阱”，导致体制僵化、矛盾集聚。现代化是一场竞逐世界发展前沿水平的“马拉松”，不同阶段的过渡地带往往伴随“转型陷阱”。典型的“转型陷阱”有两类：一是传统现代化路径被锁定。一些原本有效的发展模式在能量衰减之后，未能转型为与现代化更高阶段相匹配的新动力机制，从而成为“现代化陷阱”的推手。例如，日本的模仿创新，在传统工业化范式中释放出惊人能量，但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技术范式一经转变，日本即深陷转型困境，而以原始创新见长的美国则缔造出“新经济”奇迹。二是过渡性体制因素定型化。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出台了一些向特定群体、特定领域倾斜的特惠政策以及压低部分要素资源价格、压缩公共服务供给、忽略社会保障、生态成本外化等过渡性政策。这些特殊的制度安排在完成历史使命后须及时改革调整，但在各类利益交织等复杂因素制约下，根本性改革难以实施，导致过渡性体制因素定型化，使现代化丧失继续前进的体制支撑。

因缺乏持续创新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向上遭遇“高收入之墙”。从中等收入阶段转入高收入阶段是现代化的基本标志，但这一转变并非易事。2016年，江苏人均GDP超过14000美元，达到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标准（12736美元），但仍面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顶真问题”。从拉美、东南亚等国经验教训看，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要把握三个关键点：一是恰当的政策选择。面对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速的规律性下降，是如韩国顺势推进“减速转型”，或如智利坚持市场化和开放取向、政府审慎干预、加强社会保障，还是强化制度扭曲保护本国落后产业、落后企业，或片面刺激消费忽视供给侧改革，不同的政策选择直接导致现代化锦标赛的分化。二是效率与公平的再平衡。如果说早期为效率而牺牲公平有不得已之处，那么，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如果再搞“排斥性”增长，不仅会引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困境”，更会进一步弱化竞争力。在这一阶段，强化公平性，实行包容性增长有了更强的物质基础，也有利于扩大内需、遏制全要素生产率下滑态势，提升潜在增长率。三是增长方式整体性、实质性转入创新轨道。持续创新力不足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但持续创新力无法通过引进模仿获得。当创新日益重要的时候，增长相关的知识、技术和资源组合方式等必须通过反复试错才能获得。为此必须培育容纳创新主体自由生长、创新活动持续涌现的创新生态。

因公权力缺乏公信力落入“塔西佗陷阱”，社会内耗严重，难以有效治理。良好的社会治理、富有弹性和秩序的社会环境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其中政府能否有效作为至关重要，而政府能否赢得民众信任更是其中关键所在。这也是“塔西佗陷阱”指向的重大问题。“塔西佗陷阱”的典型情景有三种：一是公器私用，权力异化，滋生寻租腐败，引发“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让民众对公权力“不能信”；二是公权力消极无为，不愿直面社会矛盾，不能破解社会难题，让民众对公权力“不敢信”；三是公权力治理能力不足，缺乏对社会新生问题的驾驭力和引领力，如疲于应对社会碎片化、虚拟空间治理等新生问题，让民众对公权力“不愿信”。公权力一旦失掉公信力，不仅重建难度巨大，而且会形成“民众不信任—社会整合成本高—政策无法执行—社会矛盾加剧—民众更加不信任”的恶性循环。

因落后腐朽文化泛滥落入“负能量文化陷阱”，引发文化危机、道德危机、社会危机。先进文化是现代化的强大动力。相反，落后腐朽文化则侵蚀现代化的根基，成为“负能量”来源。“负能量文化”有两类典型：一是落后于时代的没落文化。拉美国家普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一个重要文化诱因，即发端于天主教伦理、被大庄园制所强化的“厌恶体力劳动、赚钱、技术技能和非人文主义知识”的文化传统。二是具有传染性的消极腐朽文化。在前现代化阶段，古罗马衰亡被认为与道德衰败直接相关。在世界现代化史上，不乏因腐朽文化泛滥导致社会危机的情况，这从西方“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中可见一斑。

因与霸权守成国激烈冲突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使现代化进程遭受重大挫折。统计显示，5个多世纪以来，新崛起大国挑战现有大国的案例共有15个，其中有11个以战争告终，这表明“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妄断。但究其本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出访美国时指出的：“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中国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一是履行大国责任，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与美国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三是提升中美相互依存度，让中美利益共同体更加稳固；四是建设性管控分歧，将冲突点转化为合作点。

谋划前瞻性举措跳出“现代化陷阱”

加强风险管控，打造具有高度韧性、弹性和包容度的现代化核心区和力量中心。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风险活动有一条铁律，除了不可预知的重大自然灾害，几乎所有的风险都可识别、可预防、可控制，关键在于是否有足够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管控能力。认识不到风险才是最大风险。“现代化陷阱”是高能级风险源，应对之道唯有正视风险，加强研判，做好预防，推动从传统的应急管理转向风险管理，从单纯的事中应对转向事前预警、事中防控，不断增强现代化风险管控力，牢牢掌握应对“现代化陷阱”的主动权。

注重长期战略规划，在不确定的未来推进可持续的现代化。世界上领先的现代化国家特别是处于领先位置的城市，都高度重视长期的战略规划，谋求在未来竞争中先人一步。美国国家委员会早在2006年就发布《美国2050》，纽约市政府2015年发布《2050纽约：规划强大和公正的城市》，《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对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进行远期规划，《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贯通历史现状未来，统筹人口资源环境，让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永续利用，同现代化建设交相辉映。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战略部署，“强富美高”新江苏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江苏描绘的发展蓝图，是引领江苏区域现代化的顶层设计。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江苏必须按照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要求，在提升全面小康质量水平的基础上，对如何走好区域现代化之路进行富有探索性、引领性和可落地的长期战略规划。

锻造重大创新引擎，以改革创新再突破带动现代化动力再升级。改革创新是跳出“现代化陷阱”的根本途径。对此，各界早有共识，关键是找准改革创新再突破的切入点，聚力锻造一批支撑现代化的重大创新引擎。江苏可重点推进两大突破：一是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突破。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要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江苏在国家战略部署中要主动作为，把握工业强国建设中的江苏定位，结合“一中心、一基地”建设，在若干区域集聚创新企业、创新要素、创新资源，力争建成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打造我国建设制造强国的核心承载区。二是新经济的突破。新经济具有极强的集聚性，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明显，在行业中通常由少数“顶级掠食者”控制核心资源及价值分配；在区域中则形成少数顶级城市掌控核心资源配置权的寡占效应。江苏必须在新一轮新经济浪潮中培育差异化竞争优势，谨防陷入“一步落后、步步落后”的追赶者困境，直接影响区域现代化的质量水平。

推动“共建共治共享共富”，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消除因社会紧张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共建，核心是激发人的主动性创造力，着力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更好把江苏人才优势转化为现实发展优势。共治，要义是在党的领导下调动各方积极性，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共享，重点是政府履职尽责，在初次分配领域着眼于创造政策环境，让每个人享有公平的培育人力资本、从事就业创业和获得公共服务的机会；在再分配领域合理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并调节初次分配结果，保护弱势群体权益。共富，本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是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江苏在区域现代化上先行探索，必须在促进共同富裕上找到切实可行的路子。

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发展先进文化，提高江苏的社会文明程度。文化是影响地区发展的“慢变量”，却也是最基本、最深层、最持久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江苏发展先进文化，建设“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要把握三个关键点：一是发展创新文化，挖掘、激活蕴藏在江苏悠久文脉中的创新特质，提炼、升华江苏新时期蓬勃兴起的创新实践。二是涵养道德文化，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抓手，汲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进步文化，营造良好的文明风尚、精神风貌、人文氛围，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三是升华思想文化，增强对异质性文化的包容、对新事物的接纳、对创新失败的宽容，形成海纳百川又不失主体性的区域文化新特质。

更高定位融入全球化，为我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贡献江苏力量。我国跳出“修昔底德陷阱”，江苏可发挥重要作用。一是助力中美经贸合作发挥“压舱石”作用。经贸合作是中美交往的“压舱石”。江苏在中美交往史上有着独特地位，是美国企业投资较多的地区之一，开放的江苏为中美合作提供了巨大空间。2016年江苏对美出口4753.2亿元、进口811.7亿元，规模位居全国前列；2017年前三季度，江苏对美出口增速达22.5%，显示江苏对美经贸合作的强劲势头。二是为中美人民友好交往增添江苏元素。人民交往是中美关系的另一块“压舱石”。江苏与美国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有着广泛的人员交流，可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夯实民心之基。三是为中美理性竞争合作提供示范。江苏经济深度嵌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一方面与美国企业会形成正面竞争，另一方面也在更高平台上开辟了中美深入合作空间，江苏企业可在与美国企业理性竞争、合作共赢上探索更多成功范例。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