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1877—1968），中国革命家和教育家，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他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批批坚持真理、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革命志士、国之栋梁。毛泽东称赞他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教育救国，首要在普及
在投身教育的革命实践中，徐特立深刻认识到作为教育者必须承担起救国育人的社会责任，首先要让广大的劳动群众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因早年家庭贫困，徐特立上了6年私塾，后毅然放弃科举，制定了著名的“十年破产读书计划”，立下发奋读书的志向。1905年，徐特立考入宁乡速成师范学校，有了一份较为稳定的职业。徐特立没有囿于埋头教书，教学之余，他如饥似渴阅读各种救亡图存刊物，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他认为，作为一名教育者，在民不聊生、水深火热的社会现实面前，要把教育视为服务社会、改变社会、拯救国家与民族的事业。他开始心系国家民族命运，积极承担起社会责任，参加政治斗争活动，参与发起“铁路国有”运动，以“断指血书”表达他的爱国赤忱。随着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徐特立加入同盟会，陆续担任过湖南省临时议会副会长、教育司科长等职务，但皆让他大失所望，最终都在短时间内辞职，他感叹道：“我还是回到教育界去，用教育来改革人心罢！”从此以后，他就坚定地走上了教育救国之路。
徐特立抱着“创造有利于国家民族事业”的信念，在教育救国的道路上艰辛跋涉、无畏前行。因为少时备尝贫寒之苦，徐特立主张平民教育，认为教育救国，首要在普及，让广大的劳苦大众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他先后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长沙师范等多所学校，还通过兴办平民夜校的方式，探索创办有教无类的平民学堂。在那个兵荒马乱、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年代里，创办学校何其艰难，但他从不气馁，想方设法、舍家欠债，因陋就简、艰苦经营，只因他坚信“培养下一代来救国救民是我唯一的任务”。1905年，徐特立与姜济寰、何雨农等人在梨乡市创办梨江高等小学堂，专门招收农民子弟入学，为了节省开支，还给自己立了一条“多教课，只吃饭，不要工资”的规矩。1909年，徐特立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了长沙最早的一所平民夜校，招收社会穷苦人士，包括拉车的、抬轿的；1912年，应长沙县首任知事姜济寰邀请，徐特立白手起家创办长沙师范，既做校长又兼教员，招收6个班，其中不乏退伍兵、铁匠等穷苦青年；1913年，徐特立不顾顽固分子阻挠，在自己家乡修缮旧宅创办五美小学，开展国民新式教育，带动全乡先后办起了五十多个国民小学。徐特立在教育救国的道路上执着探索、艰苦前行，可谓硕果累累，教育和培养了一大批胸怀天下、纵横驰骋的优秀人才和杰出人物，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何叔衡、罗学瓒等一大批革命领袖人物都是他的学生。在其《六十自传》中，他无不自豪地说:“在教育界我应该是‘长沙王’”。
实践第一，德育为首
徐特立倡导“实践第一，书本第二”等教育理念，还提出“德育为首”的观点，强调要把塑造人、培养人放在首位。
任教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时，学生们深受徐特立“不动笔墨不读书”“定量”“有恒”等学习方法的启发，其中就包括毛泽东。受徐特立读书方法、治学精神的影响，毛泽东养成了读书必须写笔记的好习惯，仅在一师学习期间，就积累了足足十多本听课笔记、摘抄及日记等。毛泽东多次说道，徐特立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之一。在徐特立60岁生日的祝寿贺信中，毛泽东饱含深情地写下：“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徐特立打破传统“校长训话”陈规，创新性运用“诗教”方法，任何通知、表扬、批评，都能通过学生经常经过的走廊上的一块黑板作诗表达，经意不经意间，起到春风化雨、寓教于乐的功效。由于徐特立没有校长和老师架子，常常和学生们打成一片，真诚关心学生、悉心爱护学生、平等尊重学生，给学生们以外婆般的关怀和温暖，学生们亲切地称其为“徐家外婆”。在长沙师范任教时，著名戏剧家田汉是他的学生，田汉喜欢写一些打油诗和剧本，贴在自修室的玻璃窗上，取名为“窗户报”。但有一次的打油诗冒犯了徐特立和其他两位老师，徐特立知道后，不仅没有取缔“窗户报”，反而以其一贯的循循善诱，引导田汉与学生们多创作一些关注时事、民生的作品，并且将写得好的短文和诗文刊登到他主办的《教育周刊》上，极大地鼓舞了田汉。在徐特立70大寿时，田汉用一首长诗来热情赞颂徐特立，其中两句是：“学生遍天下，春风吹无被”。
教育与革命结合，践行红色教育
徐特立的教育实践，体现在他努力将革命工作与教育工作紧密结合，把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融入创校育人的红色基因中，走出了一条立德树人、德才兼修的红色育人之路。
1928年，徐特立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及育才理念得到了进一步升华。他到达中央苏区领导教育工作后，立即着手创办列宁师范学校，并先后主持苏维埃大学、中央农业学校等，为革命培养红色干部、专业人才。针对苏区人才少、文盲多、教育水平低的实际，徐特立通过地方识字班、乡村俱乐部等多种方式开展扫盲运动，掀起“工作人员教工作人员，战斗员教战斗员，群众教群众，老公教老婆”的扫盲热潮，为苏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信念坚定、不怕牺牲、忠诚于党和革命事业的革命战士。他不断总结苏区教育工作经验，摸索出适合边区实际的教育方式，大力开展新文字运动，创办扫盲师范（鲁迅师范），受到边区干群好评。由于条件艰苦，缺少教材，徐特立便亲自编写教材，精心组织教学及各类扫盲活动，被苏区干群称作“红区教育的辛勤园丁”。
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徐特立、董必武等人共同筹办以“为了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为目标的陕北公学，培养出一万多名的优秀革命战士，毛泽东曾作出“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的高度评价。1939年，为了培养“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人才”，延安自然科学院诞生，1940年，徐特立被任命为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徐特立以培养“革命通才、业务专家”为目标，带领师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挖窑洞、建校舍、编写教材、自造仪器设备等，倡导教育、科研、经济“三位一体”的教育思想，积极推动科学工作研究，培养出大批的科技骨干，为党和国家培养自然科学及科技人才积极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总结毕生教育经验，致力于新中国文化教育建设事业，着重关心青年教育和青年进步，先后发表《青年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青年的学习问题》《对青年人的几点希望》等文章，文章站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政治高度，把青年比作对社会具有催生作用的“产婆”，指出青年命运与国家命运的一致性，鼓励广大青年一定要胸怀大志，坚定理想信念、矢志艰苦奋斗，做“守业”和“创业”、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具有集体主义精神的新青年。在徐特立看来，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如何培养一代又一代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国家栋梁，始终是他上下求索、孜孜以求的核心课题。可以说，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他毕生从教所践行的初心使命。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