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是信息技术在文化生产领域迅猛发展的创新回应，是“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必然要求。新型文化业态是数字技术与文化创意深度融合的产物，是在物理空间、数字空间或数实融合空间进行的文化生产与消费的新形态，具有文化创意的新内容、文化生产的新工艺、文化传播的新模式、文化消费的新体验和文化场景的新应用等特征，是人文、艺术、技术和商业等要素统筹的实践结果，体现了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创意扩散效应。创意扩散效应是包含创意生成、创意流通、创意消费和创意治理的文化生产领域的发生机制。从创新扩散角度去认知新型文化业态创新发展的生成逻辑，有助于更好理解新型文化业态的内涵，即在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由数字叙事、数字审美、数字向善和数字赋值等数字创意生成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
数字叙事：新型文化业态创新发展的创意内容逻辑
数字技术改变了人的原子化生存样态，形塑了人的数字化生存方式。数字技术打破了人类口头叙事、文字叙事和图像叙事的单一叙事形式，使传统叙事学发展成为一种跨媒介、跨类型、跨形态的数字叙事学。
新型文化业态的数字叙事是一种原型式的故事叙事。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认为，原型是一种在历史过程中不断重现的形象，是一种集体性的“种族记忆”，以神话想象和原始幻想等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加以呈现，形塑了人类的“想象的共同体”，推动了人类社会从原始部落、氏族社会、种族到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进化和社会演进。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加持下，数字社会是一个以数据驱动、超级链接、数字化生活为特征的新型社会形态，是一种虚拟社会，更需要故事创造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高度认同的社会黏合剂。当前，文化新业态内容创意的关键，就是要从深厚的中华优秀文化中提炼和展示中华文化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提取中华文化基因，挖掘具有原型价值的故事内涵。
新型文化业态的数字叙事是一种交互式的故事叙事。数字叙事是融合文字、声音和图像的立体叙事，是讲故事的人与听故事的人之间的互动叙事。数字叙事的价值来自于故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故事共创，故事的意义在生产与消费过程中不断生成。新型文化业态充分借助5G技术、区块链、大数据等手段，构建开放共享的数字叙事平台，建构数字文化内容在生产、传播、流通与消费过程中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机制，形成UGC（用户生成内容）、PGC（专家生成内容）和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等数字文化内容生成的多元主体格局。
数字审美：新型文化业态创新发展的创意消费逻辑
数字审美是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新型文化产品消费体验的重要考量维度。与生长于传统文化业态的艺术审美具有品位区隔和阶层区划不同，生长于新型文化业态的数字审美将极大地突破不同个体在品位与阶层间的身份区隔、价值对立、认同冲突、主体隔阂。
数字审美是一种新型社会文化消费和艺术审美风尚。数字技术重塑了传统审美的感知特性。数字文化业态的数字审美更加彻底地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让“日常生活审美化”更加习以为常。数字审美对抗了权威化、中心化的物质主义审美感知，强调了创意型、平等化的个体审美感知。数字审美以个体的身心在场为审美感知的出发点，建构了通感联觉的整体审美体验。
数字审美是对数字文化产品分享式的审美公赏。数字技术在更大范围内连接了不同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形成了不同数字文化产品的消费社群和网络社区，放大了新型文化产品的公赏价值。新型文化业态是对传统文化业态差异性和异质性审美特征的继承和超越，互联网的连接本质实现了数字文化产品在不同群体、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别之间的共同感的审美价值。近年来，淄博、榕江、哈尔滨、天水等多个地方文化通过数字文化平台的传播效应，实现了全民数字消费的审美公赏，引发了这些城市的网络出圈。
数字审美是一种数字文化产品沉浸式的场景体验。数字社会的审美场景是日常性的，是生活化的，是具身性的。如今，数字个体使用各种数字终端，通过数字平台实现个体生活的日常展示、隐私分享、主动凝视和网络展演，充分调动起“眼耳鼻舌身”的审美感官，在生活场景、故事场景、空间场景与体验场景中获得全感知、全域型、立体式的审美体验。数字审美重塑了数字空间的身体感知和时间价值，构造了一种时空压缩、时空一体、时空融合、数实融合的场景体验。
数字向善：新型文化业态创新发展的创意治理逻辑
数字向善要求实现负责任的新型文化生产、负责任的新型文化消费和负责任的新型文化治理。坚持数字向善的文化治理观，既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文化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又要警惕数字科技在文化生产领域的误用、滥用和恶用。新型文化业态的创新发展要求构建新型文化治理能力和现代文化治理体系，是负责任的治理能力与负责任的创新体系共同作用的结果。2024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明确科技伦理原则。新型文化治理要直面算法操控、数据垄断、平台霸权和隐私泄露等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文化生产与消费领域的种种弊端，抛弃技术中立、平台中立的技术价值刻板认知，树立“技术—社会”协同发展的技术社会整体观，加大科技伦理治理和文化市场规范，尊重个体的文化权利，提升未成年人数字文化素养，打破不同数字文化平台、机构之间的数据鸿沟、信息孤岛和审美茧房，构建公平、透明、平等、自由的数字文化生态环境。
数字向善要求新型文化业态的创新发展坚持人民至上。各类文化生产主体要树立“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坚持人本主义的数字创意观，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最高追求，将数字技术转化为社会向善、人民向上的根本力量，捍卫数字正义和数字人权，激发全体人民文化创意创新创造活力，充分保障人民大众的文化权益，平衡城乡之间、东西之间、南北之间文化消费的差异，使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充分增强人民大众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充分推动数据开放、数据开源和隐私加密的文化技术研发及应用，维护有利于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数字安全。
数字向善要求优化新型文化生产主体的供给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要规范数字文化企业认定标准和扶持条件，畅通其“高新”申报、科创板上市等渠道，引导各类数字文化生产主体坚守文化生产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以社会效益为先的价值原则。数字文化生产机构要自觉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文化，坚持守正创新和先破后立的创意法则，不断提供人文内涵深厚、艺术品质精湛、价值观积极向上的新型文化产品，不断满足人们在美好生活追求中对高品质文化产品的需要，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繁荣发展提供文化能量和精神活力。
数字向善要求推动数字有为政府与数字有效市场的更好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营造良好的文化创新发展环境，需要充分调动公共文化机构、国有文化企业、民营文化企业和外资文化企业共同参与的多元文化主体的生产积极性，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安全，放松文化生产主体资质管制，促进文化领域资源开发进入门槛、金融扶持受益对象、文化成果价值分配、文化市场管理方式等方面的简政放权，推动不同文化生产主体的平等地位和公平竞争，维护文化市场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
数字赋值：新型文化业态创新发展的创意共生逻辑
数字技术与文化创意的深度融合不仅催生了一批形式多样的新型文化产品，更是重塑了文化创意的价值生产模式、价值分配方式和价值实现途径，改变了文化供给的供应链、生产链、价值链和产业链，构建起新型文化业态的纵向互动式共生、横向连接式共生和区域协同式共生的创意价值生态体系。
数字赋值推动了新型文化业态纵向互动式的价值共生。数字赋值以文化数据为文化生产的新生产要素。要让数字赋值实现纵向互动共生的关键是让文化大数据之间形成数据关联，即通过统一的确权标准和确权机制，形成一体化的数字资产。2022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指出：“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数字赋值实现了文化创意、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化流通和文化消费等纵向价值链互动式的数字升级和提质增效。
数字赋值推动了新型文化业态横向连接式的价值共生。新型文化业态价值实现的关键是数字文化平台的建设。数字赋值通过数字文化平台发挥整合效应，推动数字文化产业不同行业门类之间的价值共生，推动数字文化与智能制造、数字文化与家电制造、数字文化与人居环境建设等价值共生，推动数字文化与民俗节庆、数字文化与农品加工、数字文化与传统手工、数字文化与创意美食等价值共生。还可以通过数字文创IP打造和创意授权运营，实现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
数字赋值推动了新型文化业态区域协同式的价值共生。文化资源具有时间意义上的传承性价值和统一性价值，又有空间意义上的开放价值和多样性价值。新型文化业态区域协同的价值共生，是着眼于文化资源地理空间积聚效应的辐射式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全域式发展。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国家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伴随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整体推进和分段建设，以及诸多区域集聚型文化遗产申遗，越来越多单个独立的文化资源、文化遗存、文化遗址、文化场所在更大范围内被视为一种整合性的文化资产和总体性的开发对象。数字赋值对这些物理空间较为隔离、空间分布较为分散的文化资源建立起一种整体性的价值联系、统一性的资源协调和通用性的数据共享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通过数字分身、数字孪生和数字化生等不同的数字技术手段和数据文化平台，新型文化业态推动建立起一套平衡整体性与个体性、共同性与差异性、持续性与典型性的地方文化资源的总体性共生模式，有助于实现文化资源开发的综合性的区域发展效益，有助于打造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华文化精神标识和新时代文化名片。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