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机关报，1931年12月在江西瑞金创刊，张如心、邓小平、陆定一先后任主编。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险征程中，《红星》报始终伴随红军队伍前行，自觉担负起坚定信念、凝聚人心、提高战斗力的历史使命，通过丰富多彩的内容、生动活泼的形式将军报的政治性、人民性和战斗性有机统一，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是中共党史的珍贵纪实载体。
做“政治工作指导员”，增强红军组织力
《红星》报的发刊词《见面话》开宗明义地宣告了该报的性质和任务：“它要是政治工作指导员”和“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告诉红军如何做好党的工作、群众工作和战斗工作。
作为红军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指导员，《红星》报担负着对红军建设的领导、组织和教育进行宣传的职能。《红星》报的社论和理论文章大部分由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亲自撰写，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陈云等同志都曾为《红星》报撰写过社论。如周恩来写过《中央红军当前的紧急任务》《为土地为自由为苏维埃政权战斗到底》《新的形势与新的胜利》等重要文章。毛泽东针对当时的“左”倾冒险主义，曾以“子任”的笔名在《红星》报第2期发表了《吉安的占领》，表述了“集中兵力歼灭弱敌”的运动战、游击战思想。这些文章传达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帮助红军将士认清形势，明确方向，坚定信念，自觉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红星》报同时重视红军的组织建设。1931年12月创刊号上，在“党的生活”栏目刊登了《小组会是怎样开的，应当怎样开？》，讨论基层党组织的小组会如何开才能更有效。文章首先指出了当前小组会存在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讨论的问题不合战斗员的口味，不是太深，太大，就是太浅，大家都知道的；第二个就是讨论题目，预先没有使组员预先有准备，所以临时都想不出道理。”作者建议：“首先就是小组会的议事日程不要那样呆板的规定，要只把所讨论的问题写上”“议事日程要在小组一两天前就要规定好，要预先通知各组员使每一个组员要有充分的准备。”类似的文章还有《工会与红军建立联系制度》《关于目前的政治工作》《当前进攻战斗中的政治工作》等，这些文章贴近红军组织建设工作的实际，紧扣现实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有的放矢地予以讨论和引导部队建强基层党组织。
红军要取得胜利，除了党的正确领导，还必须有铁一样的组织纪律。《红星》报通过“铁锤”栏目批判红军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贪生怕死、脱离群众等问题，通过“法厅”栏目宣传革命法律，报道受军法处罚的案件。针对长征途中个别部队纪律松懈的问题，1934年11月，《红星》报出版了一份独特的“号外”，强调了红军的组织纪律，如“不乱打土豪，不乱拿群众的一点东西”“损坏了群众的东西得赔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等，号召各连队用革命竞赛的方式争做红军纪律的模范连队，一起与破坏红军纪律的坏分子作斗争。
做长征宣传队的“喉舌”，提升红军战斗力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正如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指出的：“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红星》报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长征中的唯一喉舌，准确及时传达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要指示精神、战斗指令，宣传党的革命主张、方针政策，对红军将士披肝沥胆、砥砺前行的英雄壮举进行翔实报道。
红军的中心工作是对敌作战，《红星》报尽最大努力将前线的战况战果以短、新、快的方式告知广大红军指战员，帮助他们了解战场态势，激发战斗激情，提升战斗力，如《红星》报第1期《十二军攻下连城》、第3期《闽西红军打得堂堡团匪落花流水》等，充分展现红军的斐然战绩；又如1935年3月发表了《仁怀工农慰劳红军》的报道：“我红军进到仁怀县城时，仁怀的劳苦群众派了代表五十余人，其中一半是工人，抬了肥猪三只，茅台酒一大坛，送到总政治部慰劳红军”，军民获胜后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红星》报还善于抓典型宣传，对战斗中涌现的一批英勇善战、作风顽强的英雄模范及事迹，予以热情洋溢的报道，不仅介绍了英雄人物的作战经验，也鼓舞了红军将士的杀敌勇气。
为了丰富红军将士的军事知识，提高军事素养，《红星》报开设军事常识类专栏，介绍战略战术方面的知识。随着战争的进行，普及什么是人民战争，什么是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围困战、地雷战等，如何侦察、冲锋、刺杀、搏斗、夜袭、撤退等，如何保养武器和战场救护等。《红星》报还设立“军事测验”专栏，通过提出军事问题来引发战士思考，答案则公布在下一期报纸，供战士们核对与讨论。
《红星》报还注重在实战中总结经验教训，如1934年9月曾发表了《温坊战斗的胜利》，深刻总结了此次战役的教训：“在这两次战斗中虽然最大多数的指战员仍然是很英勇坚决的，但有李苗堡等好几个负责干部是表现出非常可耻的动摇，不英勇，不坚决，以致造成放走了敌人的罪过。”
做“全体红军的俱乐部”，巩固红军凝聚力
《红星》报发刊词宣告，它要是“全体红军的俱乐部”，号召“红军全体同志来帮助它，多多供给它材料”，旗帜鲜明地表明了《红星》报“为了谁”“依靠谁”的人民立场，深得红军官兵和苏区群众欢迎，被誉为“红军战士的良师益友”。
《红星》报除发布、报道重大决策、消息外，设有“军事常识”“扩大红军”“红军生活”“红军家信”等专栏，全面反映红军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为官兵释疑祛惑、排忧解难。它善于抓住红军战士所思所盼所急的问题，满怀热忱提出解决方案，激发红军战士的阅读兴趣，增进官兵的情感认同，提升红军的凝聚力、向心力。例如，因离开苏区时走得匆忙，很多战士没有草鞋穿，只能打赤脚行军。《红星》报第4期及时刊登了《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的小文章，提出了三个解决办法：“一、供给机关有计划地收买草鞋，尽可能做到发草鞋不发草鞋费；二、将没收土豪的烂衣裤分发给战士、运输员打草鞋；三、发动会打草鞋的同志帮助不会打草鞋的同志打草鞋”，要求“做到没有一个打赤脚的”，从而解决了红军战士的当务之急。
红军战士在前线打仗，自然挂念后方的家人。《红星》报鼓励红军战士写家信回去，也注重刊登后方家属的回信，如1933年12月刊登了后方家属的一封家信：“你当了红军，我们一家人光荣极了！家虽只有祖母和我们几个女子，然而一切困难都在贫农团、乡苏帮助下解决了。病的有人照顾和医药，田□总比人家早做好，收成又多。”这些家信使红军战士免去了后顾之忧。针对红军战士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现状，《红星》报设置“山歌”“红军歌曲”“猜谜语”等专栏，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丰富官兵娱乐生活，提高政治和文化水平。1933年10月第9期“山歌”专栏发表了后方姐妹写的一首山歌：“一双草鞋千万针，难为后方姐妹们，穿上草鞋跑得快，红军哥，赶快冲上南昌城。”随后，在第15期刊登了一首答复后方姐妹的山歌：“多谢姐妹一片心，百万草鞋送我们，穿上草鞋打胜仗，同志们，缴枪十万谢你们。”这些山歌前方唱后方和，体现了军民鱼水情。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