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发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华传统文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很多新论断、新见解,其间一个鲜明的主线就是高度肯定和赞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这一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从文化软实力的角度来思考我们的传统文化,不难发现它内涵丰富而且充满巨大的正能量。
优势之一:强大的文化凝聚力
在世界文明史上,曾先后出现过许多古老的文明,像古埃及、古罗马、古巴比伦、古玛雅等,但在历史的进程中,它们或中断、或消失、或毁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且有着五千年以上历史的中国古代文明不仅没有衰亡,相反是历久弥坚,愈挫愈盛,至今绵延不绝。尤令人赞叹与深思的是,作为这一文明的主体象征和现实载体的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中国,虽历经分分合合的波折与磨难,但却日趋统一与进步,在近代工业革命以前的古代世界中,她堪称是强大与发达的国度。对于中华民族这一顽强的生命力和伟大的凝聚力,海外学人也为之惊叹,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在他们的《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书中,就曾如此评述道:“几千年来,中国人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显示出这种在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以伦比的成功经验。”
有些学者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如此持久和强大的凝聚力,地理环境的封闭性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中国东、南临海,西、北则是群山和无垠的沙漠。地理的因素固然是很重要的,但它毕竟是一种外在的环境,并非是内在的决定因素。从中国古代的历史来看,促进华夏民族的团结和凝聚,推动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的内在原因是中华文化:它为一个地域广袤、人口众多的巨型社会,提供了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社会制度,所谓“书同文、车同轨”,为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强化和稳固奠定了客观的认同标准和行为依据;而仁爱忠孝、礼义廉耻等思想观念,则为古代社会确立了赖以生存和运行的精神基础和依托,也为人们构建了彼此认同、相互友善的精神纽带;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爱国主义情怀,更是中华文化的主旋律,它也深深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脉。有研究指出,在清代14省30份宗谱的456条族规中,有54条言明要报效国家,占到总数的20%。这一深入人心的“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情系国家、报国爱国精神,培育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数千年的沧桑岁月中,始终把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紧紧凝聚在一起,它似如一种最为内在和强劲的“粘合剂”,在心灵上使亿万人民彼此认同与亲和,并为一个共同的国家目标而奋斗。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
优势之二:深厚而强劲的文化正能量
中华文化洋溢着“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阳刚色彩和奋进精神,坚信“万物皆备于我”,人是天地万物主宰,人有改造世界的能力,“人能弘道”,人在改变世界的实践中,定会赢得自己的命运和未来。这种乐观和进取精神,成为我们民族勇往直前的内在动力。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就典型表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中华文化饱含创新求变的诉求。日新月异,万物不居,被视为宇宙的根本法则;与时俱进,不断革新,被奉为天下达道;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则成为我们民族的坚定信念和执著追求。它辉耀出一种向上、向前的蓬勃活力,一种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进取和超越的激情。在这种日新精神推动下,中华民族富有改革创新精神,并始终保持好学开放的姿态。胡服骑射、佛学西来等等,就显示了中华民族超越自我,包容并蓄,面向未来的求新、求变的青春品格。中华文化内蕴深沉的忧患意识:为政夙兴夜寐,心系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处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内蕴着一种主体性的高度紧张,一种前瞻致远的理性精神。它所寄意的是对民族命运与国家前途的深切关注,即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它所激起的是闻鸡起舞、为国分忧的热忱;它所鼓舞的是为民请命的浩然正气和昂扬斗志。中华文化充满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情怀。其间最为突出的是责任意识,即由入世而济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国家和人民抱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忠贞的奉献意识,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意识,呼吁将“小我”融入“大我”,在为国家、为民族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倡导为国分忧、为国奉献是仁人志士的神圣职责,风雨如晦之际,正是烈士慷慨之时;主张“位卑未敢忘忧国”,人人都有义务为民族和国家奉献忠诚和力量。中华文化这种自强、忧患、担当的禀赋,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优秀儿女,推动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而前赴后继,奋斗不息。这是我们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种伟大推动力,是一种强劲而深厚的正能量。
优势之三:浩然正气的人格感召力量
鲁迅先生曾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所谓“中国的脊梁”,正是中华文化中浩然正气的人格结晶。这种人格有着神圣而至纯的追求,“朝闻道,夕死可矣。”他们不计功名利害,先义后利,不以个人得失为计,而以追求真理、探索新知为圭臬;这种人格有着坚忍不拔的意志,经得起其体肤之饥、筋骨之苦的考验,承受得起失败和磨难的打击,不向艰难困苦低头,永不放弃自己的责任与追求。正如司马迁那样,虽遭宫刑大辱,依然隐忍挺立,写成《史记》名著。这种人格有崇高的使命意识和远大的道义诉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有着远大的抱负和理想,超越“小我”,关注未来和民族的命运,顾炎武说得好:“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这种人格有着坚贞、凛然的品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物欲和享乐引诱不了,权势和暴政也征服不了,他们是天地的正气,是良知和良心的化身。历史上的忠臣名相,如包拯、海瑞等,就是其间的典型。千百年来,这种浩然正气,使我们的民族闪耀出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也激励、感召了无数仁人志士,激浊扬清,扬善贬恶,扶助社会正气。东汉末陈蕃、杜密、魏朗等名士,不惧个人安危,抨击苛政,史称他们“生以理全,死与义合。”明东林党人,以“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奋起与以魏忠贤为代表的宦官恶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伸张了社会公理与正义。南宋文天祥,更是正气浩然,咏《正气歌》而誓死报国,写下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中华文化中的浩然之气,赋予我们民族以正气和豪情,也哺育了无数仁人志人。他们的正气,有着巨大的感染力,想到他们的英雄事迹,会令人激动与向往,鼓舞我们堂堂做人,使我们永远“不缺钙”,并充满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信心。
优势之四:自豪的文化记忆
所谓自豪的文化记忆,借用宋代著名哲学家邵雍一句诗来表达就是:“一乐生中国”。生在中国,所以有快乐和荣耀,因为这是一个文明之都,礼仪之邦。历史上,中国往往就是文化的象征,是诗书礼乐的化身,华夏与四夷的区别,正在有无“诗书礼乐法度”。这种辨别和记忆,使古代先哲,严辨夷、夏界线,欢迎夷入夏,但坚决反对夏沦为夷。这里不是种姓之偏见,实是维护文明的关切,其本质是出于“文化中国”的自豪感。历经岁月的沉浸和磨历,这种文化记忆日益深刻,其吸引力也更强,使人萦怀难释。汉代苏武匈奴绝域多年牧羊,但始终心怀故国;新中国建立之初,许多优秀知识分子,抛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国,故国文化的吸引和感召,也是其间的一个重要原因。
乐生中国,还体现在古代中国是一个人类文明发源和成长的重要摇篮。雅斯贝尔斯先生在其所创立的人类文明“轴心说”理论中称,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为此轴心时代的一个重要文化代表,这一时代所创立的思想和文化,成为后世文明之源,后人要不断回望,以从中寻找新问题的求解线索和答案。确实,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文明昌盛,百家纷涌,诸子争鸣,形成了一个伟大的学术繁荣时代。先圣的思想和理论,开启了后人的思绪,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走向。当然,“中国的轴心时代”令人骄傲,而秦汉以降的“后轴心时代”的文明成就,同样令人陶醉和自豪。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灿若群星,让人心旷神怡,叹为观止。而古代先哲在天人关系、在仁爱哲学、在和谐理论等等领域上的无数独创性的思考,不仅是华夏子孙的宝贵思想资源,也成为当今西方圣贤竞相致意的文化宝库。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指出,全世界都应向中国学习,“不但向现代的中国学习,也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人的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人类哲学发展的不可少的要素。”由此可见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远古的哲人、思想和唐诗宋词,已然成为我们的文化符号,它们不仅赋予我们骄傲的文化记忆,也给予我们“丰厚的滋养”,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中华文化是我们各得其所的精神家园,是我们生息和成长的“文化沃土”,也是我们永不迷失、永不失据的“文化之根”。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它的生生不息,一脉相承,环顾全球,罕有其匹。这是沐浴这一文化的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光荣,也是一种独有的、充满文明成就感的骄傲文化记忆。这一记忆不仅说明我们是华夏子孙,共享一种文化身份符号,更是一种伟大文明的领受者和传承者,“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骄傲的文化记忆,既使我们热爱这一文化,“一乐生中国”;又将激励华夏儿女不断创造更加辉煌的中华文明。在这个纷繁复杂、变化莫测的世界上,我们的文化给我们以信心,给我们以信念,给我们以“精气神”。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曲阜考察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我们应大力培育和弘扬中华文化的软实力,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这种“支撑”和“条件”;为中国梦的实现,创造强大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省社科院哲学所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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