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将优良作风作为立党兴党的执政根基。历经百年淬炼，党在实践中培育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仅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更是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精神密码。系统总结党史上的作风建设历程并从中汲取经验启示，对于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风建设探索起步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良好开端。我们党从诞生时起，就强调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优良作风，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奠定了我们党的前进方向和基石。从二大到四大，党通过制定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推动形成统一战线、确立工农联盟思想等，明确依靠群众开展革命的路径，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建设起点。
古田会议，党的作风和作风建设理论初步形成。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把作风建设作为生存与斗争的重要法宝。1929年，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古田召开，会议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决议》指出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不良作风将严重影响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规定红军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重大任务。这初步回答了在党员队伍以农民成分为主和革命战争十分残酷的条件下如何从作风上建设党的问题。
延安整风，开创了党的作风建设的好形式。1942年2月，毛泽东同志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揭开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序幕。这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也是一次全党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通过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我们党有效解决了党内存在的思想分歧、宗派主义等问题。随后，毛泽东同志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把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从此，三大作风成为党的作风建设的基本内容和精神标识。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加强执政党作风建设问题。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问题。他指出，全党要警惕敌人以新的斗争方式向我们进攻，“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前的庄严承诺，至今仍然警醒共产党人继续走好“赶考”之路。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作风建设巩固拓展
以思想教育为重点筑牢党的作风建设根基。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在17年内先后领导开展了四次全党整风，积累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新经验。针对部分党员干部出现“贪图享乐、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不良作风，中央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把整顿作风与扎实做好具体实际工作相结合，学会站在人民立场去了解和掌握新中国的实际情况，发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
以制度建设为依托推进党的作风建设。1952年，新中国第一部系统性惩治腐败的法律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颁布，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腐败的零容忍。1954年7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号召全党同志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充分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要使党能够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必须注意经常地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警惕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八大通过的党章要求，“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并把党的群众观点和党领导群众工作的方法进行了统一。
社会主义建设在艰难、曲折中探索前行，有显著成绩和成功经验，也有严重的困难和失误挫折。面对严峻形势，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1961年，成为党史上有名的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通过调查研究，党的优良作风得到恢复，党也重新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推动各领域纠正错误，调整政策，国民经济终于从最困难中走了出来。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作风建设丰富发展
从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入手整顿党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强调“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继而指出“端正党风的基本方法是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全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党员的言行”。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重新恢复党的监察机构并选举产生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明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纪，切实搞好党风”，并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的十二大提出利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进行全面整顿，对新时期作风建设进行全面部署。
将作风建设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们党深刻吸取一些国家的教训，高度重视党的执政能力问题，提出“要把党的执政能力与党的作风建设结合起来”。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出发，明确党的作风建设新任务。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在全党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求真务实之风、艰苦奋斗之风、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四个大兴”既包含了“三大作风”和“两个务必”的基本内涵，又把“求真务实”作为作风建设重要内容，体现了新时期的新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风建设走向纵深
以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破题作风建设。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这是新时代制定的第一部重要党内法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严要求、以上率下，一以贯之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以小切口撬动党风政风大变化，以作风建设新成效赢得了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巩固了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以党风之变引领社会风气变革。
紧盯突出问题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是作风问题的集中体现，要作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解决。”2013年，我们党在全国范围整治“四风”。此后，党中央持之以恒，不断深入纠治“四风”，从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刹住“车轮上的腐败”、整治“会所里的歪风”，到持续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深化拓展为基层减负工作，“四风”问题得到有效纠治。
通过党内集中性教育不断改进作风。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的历次党内集中性教育，无不体现出两个重要路径：一是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贯彻群众路线，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二是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坚决克服“四风”，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社风。经过不懈努力，作风建设层层推进，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经验启示
思想引领是作风建设的根基。延安整风运动是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性创举。通过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动全党打破思想桎梏，为改革开放注入强大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陆续开展的集中性教育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为作风建设提供行动指南。实践证明，作风建设必须以思想教育为先导，用科学理论筑牢信仰之基。只有不断加强党性教育，提高党性修养，才能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密切联系群众是作风建设的核心。“延安作风”何以打败“西安作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延安时期，党始终坚守“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的人民立场，铸就了鱼水深情。经过理论和实践的积淀，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上正式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将其作为党的宗旨。改革开放后，以“群众拥护不拥护”为衡量政策得失的标准，推动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解决实际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实践证明，作风建设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升上。只有将人民立场贯穿始终，作风建设才能获得最深厚的力量源泉。
领导干部带头是作风建设的关键。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推动全党形成三大作风，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传承至今的基本政治品格。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整顿党风，党中央明确提出“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以“八项规定”破题作风建设，彰显“关键少数”的示范效应。实践证明，领导干部只有身体力行践行群众路线，才能形成以上率下的“头雁效应”，为党的事业凝聚民心、夯实根基。新时代新征程，更需传承这一优良传统，让优良作风成为领导干部的鲜明标识。
构建常态长效机制是作风建设的保障。作风建设是一个永恒的课题，要着眼长远、标本兼治，必须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从1941年《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到新时代《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制度建设始终是作风建设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后，《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制度创新，将作风建设从集中整顿转向日常规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八项规定开启作风建设新篇章，以“小切口”破解“大难题”。实践证明，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的构建，根本上还是要靠制度，从体制机制上堵塞滋生不正之风的漏洞，让清风正气在制度轨道上生生不息。□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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