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丰年间，在郭嵩焘等元老重臣、封疆大吏们的热捧之下，连个进士“文凭”都没有的左宗棠，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后来逐步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
爱读课外书难应科举
左宗棠， 字季高，1812年11月10日出生在湖南湘阴一个传统的“耕读世家”。他的父亲左观澜是个秀才，左宗棠开始读书就以父为师。每次作文之前，左观澜必让左宗棠再仔细体会《四书章句集注》，一字不许放过。没办法，那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
道光八年（1828年），左宗棠母亲去世，他守孝二十七个月，不能再参加任何考试。反正《四书章句集注》是个无底洞，在考上进士之前，谁也不敢说自己融会贯通。也就在这段时间，左宗棠有闲心读起课外书了。道光九年（1829年），左宗棠在书铺里购得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又买到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乾隆朝名臣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开始对地理大为留意。当然他和今天各种地理杂志的读者兴趣点不同，没有一颗背包族的心，他所关注的是军事地理：山川险要，战守态势。用兵者，如果对地形缺乏感觉，就像一个画家却是色盲。左宗棠的这种“感觉”，就培养于此时。
在时人看起来，这就是不务正业，大好时光用在这些“无用”书上。你怎么也得考中进士，有了敲门砖，做了官再去看这些有关“治国平天下”的书。当然，从小就自比诸葛亮，自称为“小亮”、“今亮”的左宗棠是听不进劝的。
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凑钱捐了个监生，才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结果他的文章被斥为遗卷。好在那一年是道光五十大寿，特命再从遗卷中挑出一些优秀的。主考官批览五千余卷，搜遗得六人，左宗棠位列六人之首，才在“复活赛”中胜出，考上举人。
1833年、1835年、1838年，左宗棠三次赴京参加会试不第。第二次本来他都中了，结果考官发现湖南多录一名，又给取消了。第三次铩羽而归后，他决定再也不考了。
你说他不行吧，人家还能沾点边；你说他行吧，关键时刻又掉链子——这就是爱读课外书的孩子在面对应试教育时的悲哀。
穷举人屡被高官看重
有失必有得，此时左宗棠的眼光和志向已非纠缠于《四书》义理中的举子们所能比。对于这一点，那些科场过来人、政治的实际操作者们是洞若观火的。所以，左宗棠在成为高官之前的几十年，屡屡被高官所看重。
第一个是道光名臣贺长龄。1830年，时任浙江布政使的贺长龄一度住在长沙，左宗棠登门拜访。一见之下，贺长龄为其年少博学而欣喜，竟“以国士见待”，实际上当时左宗棠连个秀才都不是。左宗棠说自己爱看书，但没钱买书，贺长龄就出借家中所藏。左宗棠每借书，堂堂省级干部贺长龄亲自登梯取书，上上下下，不厌其烦。左宗棠每还书，贺长龄必考问读书心得。在贺长龄这里，左宗棠首次看到了由贺长龄主持、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此书收录清初以来两百多年的官员奏稿和学者著述，左宗棠的课外读物又多了一种——各种红头文件及领导批示。
第二个是两江总督陶澍。1836年，左宗棠就任醴陵渌江书院山长。同年9月，知县得知两江总督陶澍因江西检阅军伍后赴安化省亲路过，特意准备了馆舍，左宗棠应知县之邀写了副对联。上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这是说道光召见陶澍，并特赐御笔“印心石屋”匾额。下联：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说的是陶澍远祖、东晋名臣陶侃都督八州军事的荣耀。说俗点就是左宗棠用一种高明而文雅的方式把陶澍祖宗十八代的马屁都拍到了。陶澍一看，大为激赏，当下提出要见作者。两人一见面，越谈越投机，陶澍当下决定在此处留宿一夜。左宗棠第三次会试不中之后，专程跑到南京两江总督府拜访。陶澍竟然为自己的七岁幼子陶桄求婚于左宗棠的长女，两江总督竟然要和穷举人结亲家，而且两人年龄相差34岁。左宗棠当然辞谢不敢当，陶澍说：“君他日功名，必在老夫上。”并说自己年老而子幼，要将教育陶桄的责任交给左宗棠，这等于是托孤之举。左慨然允诺了此前那门娃娃亲。一年后陶澍去世，左宗棠赶到湖南安化陶澍府邸，教了陶桄八年书。在这里，左宗棠能看到陶澍的大量藏书，更重要的是能看到陶澍为官期间的奏稿、书信，这不啻于了解官场运作的最佳捷径。
第三个是林则徐。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左宗棠就对林则徐推崇不已，当时他对战局极为关心。他在给老师的信中大谈抵御英军的战守方略。那时不像现在，没有强国论坛和铁血社区，一介书生的意见也无从让世人知晓。后来林则徐充军伊犁，用左宗棠的话说，他的心都跟着林公西行万里。促成两人相见的是胡林翼。左、胡两家是世交。当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上时，胡林翼是他的下属，向林推荐了左，称左宗棠为“楚才第一”。林则徐当下召左宗棠为幕僚，不过左宗棠要教育陶桄，只能“西望滇池，孤怀怅结”。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冬，林则徐因病卸云贵总督职，回福建途中经过长沙，遣人招左宗棠到舟中相见。左宗棠到后，林马上将其他官员辞退，单独见左一人，随侍在旁的只有他的两个儿子。林则徐命开船，停泊在岳麓山下。两人整整谈了一夜。新疆问题是重点，林则徐认为英法不足惧，俄罗斯才是中国的大敌，他对左宗棠说：“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就凭预言在二十多年后应验，这就堪称一次历史性的会面。临别，林则徐写了一副对联赠给左宗棠：“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不久，林则徐去世，在遗折中还提到了左宗棠。
终于等来“三顾茅庐”
屡被高官看重、得到高人指点是一回事，一展胸中所学是另外一回事。一般情况下，没有进士学历的人，也不大可能在政治上有什么大作为。左宗棠也明白这点，他四十岁出头的时候，拿出历年做教书先生的收入，买下七十亩田，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家业。他自号“湘上农人”，打算从此做一个“太平有道之民”。
不过，时势没有给左宗棠就此安度一生的机会，陶澍和林则徐早已预见到天下将乱，必有左宗棠趁势而起的机会。1851年，太平军兴，第二年从广西攻入湖南，围困长沙。左宗棠急忙举家避居湘阴与长沙交界处的东山白水洞。同时，清廷也对人事进行了重大调整，云南巡抚张亮基被调到湖南巡抚任上。张亮基曾和胡林翼同在林则徐手下共事，胡林翼趁势向他推荐通晓军事的左宗棠，在当时这可是稀缺人才。从云南赴湖南的路上，张亮基三次派专人携书信到山中请左出山入幕，对左是“思君如饥渴”。左宗棠终于可以体验被“三顾茅庐”的快感。加上胡林翼、郭嵩焘等人的劝说，他终于决定出山。
1852年10月7日，左宗棠与张亮基进入长沙城。入城后，张亮基马上就让左宗棠接管军事。左宗棠在城内设立军需总局支应一切，开内濠、造军械。他看出当时太平军背靠湘江驻扎于长沙城南，而清军援兵集结在城东北，只有西路是太平军的粮食补给线和撤退路线，如果派一军西渡湘江，就有可能把太平军聚而歼之。不过，当时的长沙城里有一个中堂、三个巡抚、三个提督、十二个总兵，城外还有两个总督在晃悠。张亮基虽然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但却调不动分属不同山头的兵。清廷调集六七万人马严防死守，太平军没能打下长沙，转入湖北，于1853年1月12日攻克武昌，之后顺江而下。
由于防守湖南有功，清廷下旨以知县用，加同知衔，左宗棠终于算个官了。他见到了办团练的曾国藩，评价曾：“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相见恨晚之中多少有一丝瞧不上眼。
张亮基保住了长沙，清廷把他调到了武昌，出任湖广总督，左宗棠一同前往。不久，张亮基再被调到山东，左宗棠遂决定离开张亮基幕府，结束了第一次幕僚生涯。
骆巡抚信任左师爷
左宗棠此次出山，稍露锋芒，名声大振。他刚回家不久，再次收到了做幕宾的邀请，这邀请来自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这一次，骆秉章又派人请了三次，但左宗棠以一年来幕宾生涯使其“心血耗竭”为由不答应。按照左宗棠的说法，后来又答应骆秉章是因为太平军攻入湘阴，距他居所只有五十里，并派兵出来要取他项上人头。还有一些记载是说骆秉章用上了“苦肉计”，把陶桄关入衙门，扬言如果不捐资入饷将对陶桄用刑。左宗棠哪里能让爱婿受辱，跑去理论。骆秉章笑着说：“正欲公出耳，陶公子岂敢加以非礼？”左宗棠这就留了下来。骆秉章不但有识人之才，而且有用人之度，两人磨合了一年后，骆秉章就乐得做甩手掌柜了，事无大小皆由左宗棠拍板。
关于骆秉章如何信任左宗棠，段子有很多。有一天骆秉章忽然听见辕门炮响，问左右怎么回事，答：“左师爷发军报折也。”当时向京城发军报都要放炮。骆秉章点了点头，慢条斯理地说：“把折稿取过来看一眼呗。”要知道，左宗棠是没资格递折子的，他用的是骆秉章的名义，要是里面夹带点大逆不道的话语，湖南巡抚脑袋怕是要落地的。有时左宗棠半夜写好一份奏折，跑去砸骆秉章的门，六十多岁的骆秉章起床看折，叫一声绝，拿酒对饮几杯再把左师爷送走。湖南官员有什么事情找巡抚请示，骆大人大手一挥：找左三先生去（左宗棠排行老三）。按照清朝官制，巡抚例加“右副都御史”衔，但人们都戏称左宗棠是“左都御史”，谁大谁小一目了然。
身为六品官的左宗棠，实际上掌握着二品官的大权，他以“才品猥鄙”、“心地糊涂”、“年力衰迈”等名义参去一帮官员，再以“政声素著”、“民情爱戴”、“操守谨严”提拔一干官员。为了给湘军提供粮饷，他想了两个开源的办法：一是抽厘，也就是收商业税；二是减漕。当时在正税之上，各级官府层层加码的苛捐杂税比较多，这导致民间怨声载道，税也收不上来。左宗棠索性把正税提高，把其他杂项一律废除，并且使用士绅征收，免得经各级官员之手雁过拔翎。这两项措施使得并不富裕的湖南能拿出两百万两饷银。此外他大力扩军，在把太平军赶出湖南后，又出兵外援周边五省。像1857年，曾国藩丁忧回家守制，入赣湘军实际上是左宗棠在遥控指挥，湖南成了湘军稳固的大后方。
因祸得福一鸣惊人
1858年的一场风波，差点要了左宗棠的性命。
永州镇总兵樊燮见骆秉章，被骆巡抚照例推到了左师爷处。樊燮人品不佳，左宗棠本就有些看不顺眼，他见了左宗棠随便拱手做了个揖。左宗棠心中不爽，大喝：“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这是要让樊燮单膝跪地。樊燮回嘴：“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三品官也。”两人就此结了梁子。
当年八月，樊燮跑到武昌，不知道怎么和湖广总督官文套上了近乎，官文保举樊燮为署理湖南提督。左宗棠哪里容得下樊燮再回湖南当省军区司令，代骆秉章连拟几折参劾樊燮，说樊燮违反规定坐轿、把士兵当家奴使，还有挪用军费等经济问题。咸丰下旨，把樊燮开除公职，押回湖南等候查办。
樊燮狗急跳墙，先把有些罪认了，再在官文和湖南布政使文格的挑唆下反咬一口，告骆秉章滥保举，左宗棠把持湘政并受贿。官文也严厉参劾骆秉章和左宗棠。案件的性质从经济问题变成了湖南官场相互倾轧的内斗。之前对左宗棠印象还不错的咸丰甚至动了杀机，派钦差钱宝琛与官文逮捕左宗棠至武昌审判，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
此时，曾国藩和胡林翼大为紧张，为了避嫌，他们俩是不好直接向皇帝求情的。钱宝琛是曾国藩门生，曾国藩通过这层关系求钱宝琛对左宗棠网开一面。胡林翼和官文关系不错，直接写信撒泼耍赖，说左宗棠性格刚烈高傲，历年来在和湖广总督打交道时多有失礼。“敬求中堂老兄格外垂念，免提左生之名，此系林翼一人私情，并无道理可说，惟有烧香拜佛，一意诚求，必望老兄俯允而已。”
当时权臣肃顺身边也有几个湖南人——郭嵩焘、王闿运，他们心急火燎地求救于肃顺。肃顺不好直接开口，免得被咸丰怀疑结交外臣，说：“必须有人上疏保荐，我才好开口。”郭嵩焘找到同值南书房的潘祖荫，求这个和左宗棠未曾谋面的江苏人去上疏。潘祖荫在疏中先列举了左宗棠在湖南的功劳，然后扔出了一句牛哄哄的话，绝对可以入选晚清十大名言——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咸丰再征求肃顺的意见，肃顺答：“骆秉章的功劳实际都是左的功劳。”
没过多久，曾国藩接到了特旨，咸丰认为官文是听信传言，应该为左宗棠昭雪，并问左宗棠怎么安排？曾国藩复奏，说左宗棠放到哪里都发光，只要皇帝明降谕旨，让他安心做事。胡林翼再上疏保举，说左宗棠“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建议左宗棠募兵六千，开赴江西。1860年5月，咸丰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此前左的官衔是兵部郎中。一场大祸化解于无形，左宗棠因祸得福，从此飞黄腾达。
1861年底，左宗棠官至浙江巡抚，同治二年（1863年），升任闽浙总督。从正五品的兵部员外郎到从一品的总督，他用了三年时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左宗棠用收复浙江的军功和火箭般的升官速度点亮了大清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