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自主性不是中性的
过去我们认为技术是中性的，它是人类的使用工具，可以用可以不用，可以用来做坏事也可以做好事，这个思想是很肤浅，而且往往不正确。技术有自己的自主性，有结构，某些技术必定指向某些事情。比如，互联网是一种基于民主意识形态的技术配置，网民平等分配信息，共同分享这个信息。这个一般到中国使用以后产生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经济效率提高，大家觉得很好，国家也很高兴，可是一个潜在的后果就是你被迫要接受民主、平等、开放的意识形态，互联网在中国发展最快的十多年也是中国民主化最快的过程。
技术自主性是当代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不是你想用就用，想不用就不用的。一旦进入框架之后，你想不用很困难。戒网，戒手机，“戒”只是种说法，这种说法意味着某些事情你做了之后想不做很困难，而想做很容易，这就是技术的逻辑在起作用。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现代技术和新技术里的自主逻辑，那个自主性是朝向有利于人类幸福和安全的角度走还是不利于，这两种可能性都有，但是我们要对它有敏感。
王伟
城市是建成的还是形成的
改革开放以来，一个中国式的城镇发展困境——带有计划色彩的国家顶层设计，与市场经济带来的人员、要素流动性不断增强的底层现实之间错配与失配，夹在其中的中国城镇群体，出现“膨胀的大城市——收缩的中小城市——虚弱的小城镇”的层级断裂。折射出的情况是：城市发展规律的客观科学性与城市发展政策的主观能动性之间尚未真正统一。
行政级别带来发展资源与机遇的差异，这一情况长期存在和固化，使中国城镇群体形成自我循环加强的利益格局，导致鲜明的群体性两极分化，即大城市（尤其是行政级别较高的顶级大城市）畸形扩张，中小城市、小城镇发展严重滞后。两个现实现象足以为佐证：一个是，大量市带县的中心城市“小马拉大车”，另一个是，珠三角、长三角的一些强镇“无名分却担重责”。
上述现实图景背后隐藏的逻辑是：人为设定的行政级别，成为各地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最重要的资源。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可利用自身行政地位，吸收各种要素，包括土地、资金、人才等；行政级别低的中小城市、小城镇，难以吸引优质产业项目，导致地方税源难以保证、政府财政能力受限，有限的财政又使其无法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与设施。
周其仁
鼓励企业家试错
市场唯一确定的是不确定性，那么，企业家应该如何面对这种不确定性？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要也不能希望完全消灭或者规避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性正是企业存在的理由——要用无数企业的尝试去对付不确定性。
全国上千万的企业分头自主经营，各自尝试，最后总有试对的，或者说碰对的，对的就打开了一片天，杀出了一条路，然后引导资源向正确的方向走。碰错了呢，企业死了，但人不会随之而死，带着失败的教训换个地方只会做得更好，这是现代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因为市场太不确定，太容易出错了，一个好的制度就是能让资源不断得到重组、再生。
崔杰
“走出去”企业须重视属地化管理
为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提升项目管理水平，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国际工程承包商必须实施属地化管理。属地化管理属于企业管理范畴，几乎涵盖了海外管理的方方面面，主要分为经营属地化、管理属地化、人员属地化和待遇属地化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密切联系。转变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方式，利用当地和国际资源、与当地共同发展的属地化经营战略已经成为企业在海外谋求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出路。
李稻葵
中国经济是个“自行车经济”
目前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什么？我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两到三年的艰苦调整期。跟汽车爬坡一样，高挡换成了中低挡。在本轮经济的调整中，政府有一个牢牢的底线，就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适当放缓，但是不应该过分地放缓，这是我的核心观点。
换句话讲，可以不搞财政刺激，可以不搞4万亿，但要想方设法保证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一个最低标准。因为中国经济是一个“自行车经济”，要保持一定的速度才能不倒，如果静止下来，任何问题都会被放大。
我有一个说法，如果民营经济GDP增长能够保持两位数，那么地方债务问题、影子银行问题、房地产问题、房价过高问题都会逐步地化解。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分母，所有的问题都是分子，分母则是GDP，如果GDP在增长，在往上走，那么这些问题都能逐步化解。如果GDP放缓到5%，通胀控制在2%，然后用降低速度来缓解问题，那么我用一句话形容叫“泥沙俱下”，所有的问题都将被放大了。
陈平原
精英文化失落不容忽视
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对话与转化，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相对于秦汉或者明清这些大、小传统交流较为畅通的时代，近百年中国雅、俗文化的急剧转化仍是个无法回避的严肃课题。晚清维新志士考虑的是如何使精英文化“通于俗”，以利于改良群治；如今“读书人”讨论的是在通俗文化大潮冲击下，如何为精英文化保留一席地位。表面上还是雅、俗对话，可主动权和立足点均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物换星移，百年一觉，当初苦苦追求“通于俗”、“大众化”的精英们，如今反过来，必须为捍卫自己的文化理想而抗争。这一大趋势，说好听是通俗文化的崛起，说不好听则是精英文化的失落。
宗和
以房养老存在两大壁垒
按照《中国保监会关于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的意见》规定，60周岁以上拥有房产完全产权的老年人，可将房产抵押给保险公司，还继续拥有房屋使用、收益等双方协商后处置权，并照约定条件领取养老金直至身故。身故后保险公司将获得抵押房屋处置权。相关调查显示，以上海为例，有子女群体不愿意参加“以房养老”比例高达80.3%，相比之下，无子女群体中有55.3%不愿意参加。原因有二，其一，最主要的原因是观念问题。在中国，虽然大多数老人对“养儿防老”的观念有了一定改变，但对于家产传后的观念，却并不是那么轻易地就能改变得了的。其二，还有一些技术壁垒需要突破，最大的壁垒是中国的房产产权都是70年。产权到期老人没有故去，或者保险公司刚刚接手房产而房产到期了，又或者碰上拆迁，保险公司和老人及老人子女之间的经济纠纷如何来处理，到目前还没有明确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可以借鉴的经济模型。
环球日报社评
舆论流水线的次品
如今相当一部分新闻热点都以类似的模式生成：某地发生了一个冲突，它被不完整地呈现到媒体和互联网上，评论和吐槽蜂拥而至，大量声音的汇集构成了新闻之上的新闻。如果这种冲突中哪怕有权力的一点影子，它就一定会被放大，成为尤其让人兴奋的靶子。
如此热点生成模式几乎成了一条流水线，它十分多产，但次品率也很高。最近两个突出的例子，一个是湖南湘潭的产妇死亡事件，另一个是河南新郑“主人半夜被从家里抓出送到野地，回来后家已不复存在”的“被强拆惨剧”，两件事中媒体的最初报道都刻意做了片面化、标签化处理，后来爆出的事情原委要复杂得多。
舆论场已经嗜热点成瘾，短期内不可能改变。但在这之上，社会形成一份对它的冷静认识和反思却是必要的。这会反过来让舆论场感受到压力，增加舆论场上自我纠错的动力和紧迫感，它也会有助于社会对舆论场众声喧哗越来越有承受力。
姚鸿恩
美国文艺作品审查的底线
美国的文艺节目审查，虽然没有掌管作品生死大权的政府部门，缺乏立场坚定、嗅觉灵敏的审查官员，但它的底线是非常明确的：任何作品都必须遵循如下“四项基本原则”。其一，机密东西不可说。泄漏国家机密是重罪，尤其是国家机密。但媒体传播已经泄漏的机密，没有限令禁止。其二，造谣东西不可说。特别是无中生有、损害名誉的事，不可说。其三，带有歧视的东西不可说。美国严禁种族歧视、残障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信仰歧视等，凡涉嫌有关歧视的内容和词句，审查是通不过的。其四，脏话不能公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