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政策工具和手段是为了实现超常态发展的政策目标。现在既然政策目标回归新常态，那么政策工具和政策手段也应该尽快与其协调配合。如不再通过大幅度的过度倾斜政策，来人为地制造产业间、地区间非均衡的发展格局；不再通过行政手段扭曲要素价格的办法，来重点加速特定产业的投资并导致其产能严重过剩，而是要回归公平竞争和平等竞争。
第一，新型产业政策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我国过去的产业政策，往往通过重点对供给方的产量进行补助以刺激生产能力的扩张，以满足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需求。这种性质的产业政策如果在过渡期继续大幅度利用，必然因为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而十分容易导致产能过剩和寻租。为此在买方市场的总格局下，产业政策的补贴工具应该从补贴产能转向补贴质量和技术创新，补贴的重点也要从供给方转向需求方，从重点补贴企业转为重点补贴消费者。只有如此，才能在既为企业早期的创新产品提供市场容量的支持，又能激活潜在的消费需求，同时进一步引导企业按照市场信号进行供给创新。
第二，新型产业政策通过强化政府在市场失灵领域中的功能和作用，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的作用。我国过去的产业政策，往往通过政府主导的投资方式，直接对盈利性、竞争性产业进行与民争利的大规模投资。这种产业政策导向下的投资方式，混淆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除了具有与民争利、投资效率低下的弊端外，还容易造成政府官员的制度性腐败。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资源配置方式的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在这三类市场可能失效的领域中的作用：一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尤其是在现阶段使它们保持互联互通的投资；二是市场投资可能不足、但是社会边际收益大的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政府要适当地引导投资方向，争取把社会资本引导到这些新兴领域中去；三是政府要在投融资制度上进行大胆创新，消除投资障碍。
第三，新型产业政策通过支持进出口战略的调整，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不仅使出口而且让进口也能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过去中国在对外开放中，产业政策的鲜明特点是：在国际市场空间快速扩张的前提下，通过加入全球价值链进行国际代工型出口，使制成品的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新的全球化战略需要我们实施基于全球创新链的新兴产业政策，助力企业把全球先进生产要素高水平地引进来，同时推动国内资本大规模地走出去。利用国内市场容量虹吸全球先进的生产要素可以为中国企业在嵌入全球创新链的过程中，主动获取更多的全球智慧和资源为我所用，以解决创新动力不足和资源短缺问题；推动国内资本大规模地走出去，也同样可以就地利用国外资源尤其是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为我国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服务。
第四，新型产业政策通过放松管制、鼓励进入和退出的竞争，促进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过去产业政策主要焦点是解决供给不足的矛盾，现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是主要任务。向产业结构调整要速度、要效益，最根本的措施是加大产业组织的调整优化力度：一是要鼓励产业内和产业间的企业兼并重组，通过资本市场发展促进生产相对集中和集聚；二是放松企业进入管制，鼓励各类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加快进入新兴产业、服务业和小微企业；三是通过平等竞争条件和公平竞争，鼓励企业向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发向发展。总之，新常态下产业组织会呈现出新特征，产业政策的创新将带来产业发展新格局。
第五，新型产业政策通过资本聚焦点的改变，促进经济增长从依靠物质资本数量投入，转向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过去我们在出口导向型的全球化经济中，由于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的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因此往往通过建设各种产业园区（如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制造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等）的载体平台来发展出口型制造业。主要办法是以低廉的要素成本，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加上优惠政策吸收外国资本。这种发展经济的办法，现在面临着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等诸多困境，因此未来我国必须正式进入以强调科技创业为核心的创新驱动性经济。由此产业政策的重心和焦点在要素投入上，就不是引进资本、机器设备、技术，而是以人力资本投资和人才制度创新为焦点。
第六，新型产业政策通过与竞争政策的有效协调，直接促进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的形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从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过程中，建设全国统一市场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经济摩擦、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内生性要求。为此必须对过去大规模、大幅度、深层次扭曲统一市场的产业政策运用方式进行深化改革。重点是要通过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方式，实现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有效协调：负面清单以内的事务由产业政策管，负面清单以外的由竞争政策管。在建立和完善统一市场的过程中，目前急需废除过去改革中形成的无所不在的“双轨制”，以平等各经济主体的发展条件和基础。为此要推进经济从“发展竞争”，逐步转向“平等竞争”，确立竞争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优先地位。
第七，新型产业政策通过对环境友好产业发展的审查和激励，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过去我国在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的前提下，产业政策对GDP增长的环境效应较少考虑。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采取最严格的、基于环保第一的产业发展政策。这不仅要运用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如大力压缩重化工业比重、鼓励发展现代服务业，更要运用产业政策支持环保类产业和技术的创新发展；不仅要运用单位GDP排放量指标进行控制，更要运用单位国土面积排放量和单位人口排放量指标进行更加严厉的控制。
第八，新型产业政策通过抑制房地产泡沫、鼓励优质企业上市、重组并购、资产证券化等一系列手段，建立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过去在超高速增长下累积的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主要发生在以房地产为标的的地方政府债务平台和商业银行贷款上。我们要在不直接刺破经济泡沫的前提下，抑制住经济泡沫不让其继续吹大，同时尽早斩断可能引起泡沫破裂与经济危机之间的联系纽带。
第九，新型产业政策通过以更深入地干预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补充短期的、需求为主的宏观调控方式的不足。过去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主要运用财政货币两大宏观需求刺激政策稳增长，但是现在它们的边际效果不仅明显递减，而且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全面的需求刺激政策只解决短期的总量问题，结构问题不是需求面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可以担当的，还需要积极有效的微观经济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的配合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产业政策不仅干预产业之间关系（如结构关系和关联关系），而且干预产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纠正市场失败。这与通过发挥市场机制来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作用并不矛盾。主要体现在后者适用于价格机制发挥作用有效的领域，而产业政策的科学调控主要应该在市场失败失灵的领域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