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并不姓商。他姓公孙，名公孙鞅，因具有卫国国君的远支血统，又称卫鞅。当他在秦国的改革取得了令人目眩的成效，并率军打败了秦国的世仇魏国后，秦孝公把於和商的15个邑作为他的封地，号商君，后人因而把他叫做商鞅。
一
秦国的起源，是在公元前9世纪，一个叫非子的人为周王室养马，得到了一小块封地，号为秦嬴，得以作为周王室的附庸而存在于偏僻的甘肃一带。100多年后，非子的后人秦襄公帮助周平王抵抗西戎进攻，并配合平王东迁，平王于是把秦从附庸提升到了诸侯地位。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秦国才与东方的其他诸侯平起平坐。由于地处苦寒边远之地，文化落后，交通闭塞，民风蛮勇，虽然出现过秦穆公这样的霸主，但大多数秦国国君都碌碌无为，秦国一向被东方诸国看不起。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继位。这个当时只有21岁的热血青年，耻于秦国的落后状况，决心施行改革，使被诸侯轻看的秦国强大起来。为此，甫一上任，他就发出了求贤令，宣布”凡是有能力有办法使秦国强大的，我就给他官做，并分封他“(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商鞅就是在得知秦孝公的求贤令后前往秦国都城栎阳的。在这之前，卫国人商鞅在秦国的仇国魏国谋生，充任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认为商鞅是个人才，极力向魏惠王推荐。但魏惠王对商鞅不屑一顾。公叔痤又提议，即便你不肯用他，那也必须杀了他，免得他为别的国家服务。但魏惠王的反应，正如商鞅在获知此事后对公叔痤说的那样：他既然不肯听你的话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就在秦孝公继位前一年，公叔痤在与秦国的战争中被生擒。商鞅在魏国失去了主子，再加上第二年秦孝公的求贤令传来，他便义无反顾地奔赴了远离中原的栎阳，希望在那个被东方文明诸国视为蛮夷之地的边远小邦混出个名堂来。
虽说秦孝公下了求贤令，但也不是随便哪个冒充人才，他都会亲自接见。这样，自以为怀揣利器的商鞅也不得不找门子走捷径，通过秦孝公特别宠信的近臣景监推荐自己。
秦孝公与商鞅在正式确立主仆关系之前，一共交谈了四次。第一次，商鞅向秦孝公大谈帝道，也就是如何用三代圣君的办法统治国家。秦孝公对此很不感冒，不时低头打瞌睡。第二次，商鞅向秦孝公讲解王道，也就是儒家提出的仁义治天下的主张。这个还是没能提起秦孝公的兴趣。第三次，商鞅试着给秦孝公分析霸道，也就是用法令和武力治理国家。这一回，秦孝公来劲了。事后，他告诉景监，你那个朋友还不错，我还想和他谈谈。第四次，商鞅终于知道秦孝公要的是什么了，给他头头是道地讲解强国之道。秦孝公没有耐心去做什么三代的圣君，他要的东西非常实际，就是如何让秦国以最快的方式做大做强。
从秦孝公任命商鞅为主持变法工作的左庶长开始，到秦孝公去世后商鞅本人惨遭横死为止，商鞅新政在秦国持续了19年。19年的兢兢业业，秦国的确如同秦孝公和商鞅规划的那样，非常神奇地从西方崛起，不但击败了老对手魏国，还把疆土向东方扩展了一大步。100多年后，秦国能在七国中秀出，成为战国的终结者，也和商鞅变法密不可分。
二
商鞅的政治主张和变法精神，集中展示在后人为他编纂的《商君书》里。商鞅变法，可以简要概括为两个字：农战。农是农业，战是军事。商鞅变法的核心理念，是将国家与人民对立起来，有国家的强大就没有人民的幸福，有人民的幸福就没有国家的强大。要实现独裁者让国家强大的理想，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使人民更加弱小。换言之，大国崛起的基石，就是人民的苦难和泪水。一个雄视四海的大国的崛起，注定要以牺牲全体民众的幸福为代价。
在这种改革理念之下，商鞅变法的主要手段，概括地说就是从三个方面来弱民，通过弱民，使国家崛起。这三个方面分别是：愚民、辱民和穷民。
在愚民方面，商鞅制定的主要政策有：（一）禁止民众阅读诗书。为此，商鞅一把火烧掉了大量民间私藏的诗书。（二）禁止民众自由迁徙。商鞅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中止了人民用脚投票的权利。（三）禁止民众与外国人交往。再愚昧的民众，一旦有机会和外国人交往，就会了解到外面的世界，从而产生统治者不待见的邪念。
辱民的实质，就是国家通过各种法令和措施，使民众永远生活在卑贱和猥琐的阴影里。民众处于卑贱之中，就会看重显赫的爵位，就更加在乎政府的赏赐。为了达到辱民目的，商鞅变法中设立针对性措施：其一，加重对民众违法的处罚力度，并建立连坐制度(重刑而连其罪)。规定一人有罪，父母妻子连带受罚。老百姓每五家互保，十家相连。其二，任用奸人。商鞅断定：“国家任用善良的人，那么民众就会相亲相爱；国家任用奸恶的人，那么民众就会敬畏国家制度 (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 。”其三，按照等级尊卑穿不同的衣服。其目的是要刺激底层民众，要想穿好衣服，就得听政府的话，按政府的指示办事，检举他人，或是捐献粮食，或是到战场上杀敌。
在穷民方面，商鞅实施了以下几条新政：其一，打击商人，抑制商业，使民众不可能通过贸易谋生，只能乖乖地被束缚在土地上，一辈子做个没有非分之想的农民。其二，不仅以经商为职业的商人要严厉打击，即便是民众偶尔为之的商业活动，也在严禁之列。其三，征收重税，增加国家收入，减少民众收入。为了避免民众偷逃赋税，商鞅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口普查和身份登记。商鞅时期，秦国政府向民众收取的各种赋税，再加上徭役折算成实物，据专家估算，大约相当于民众年收入的4/5。其四，将山林和湖泊收归国有。
要言之，商鞅变法的目的，就是要把秦国民众统统变成两种人，一种是农民，另一种是战士，而农民和战士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前提是如果祖国需要的话。
三
商鞅的这些新法，可能会令今天具有现代意识的人们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当然，商鞅的另一些措施，从今天的视角看，也是进步的和积极的，比如“平斗斛权衡丈尺”，就是100多年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热身；“集小都乡邑聚为县”，则是后来郡县制的雏形。但分析商鞅的绝大多数改革政策，秦国民众无疑就是这场改革的牺牲品，他们处于被盘剥与被侮辱的地位。照理，这样的改革应该是行不通的，但非常奇怪的是，商鞅的改革居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按太史公的说法，当商鞅的改革进行到第十个年头时，“秦国民众对新法非常满意，路上没有人捡东西，山里没有强盗，家家都丰衣足食。民众为国打仗很英勇，喝酒闹事打群架却很胆小，整个国家都得到了大治(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斗，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商鞅的成功，在于他的改革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因而像魔术师一样，变出一个生龙活虎的秦国。抓农业，等于让国家经济有了保障；抓军事，这是那个崇尚丛林法则的年代里，最硬的硬道理。商鞅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军功的贵族，一律废除名位，而普通民众，只要战场上杀人够多，也可以授予爵位。每5人设一屯长，每100人设一将。打仗时，百将和屯长如果没斩获敌人的首级，统统处死。如果斩获首级33颗，就算达标，百将和屯长可晋爵一级。这支依靠爵位来拉动和刺激的军队，其嗜血癫狂显然不是东方诸侯所能抵挡得住的。文明败给了野蛮，是因为野蛮可以藐视一切人间道德。
公元前340年，经过多年改革的秦国已非昔比，决意和老对手魏国决一雌雄。是年，正值魏国与齐国交战而魏国战败之际，商鞅看到了这个好机会，向秦孝公提出伐魏，并自任统帅。魏国方面的统帅是公子卬，商鞅当年在公叔痤手下打工时，和公子卬还有不错的交情，算得上老朋友了。于是乎，商鞅想到了如何利用当年的友谊。他给公子卬写了封信，在信里很真诚地说起当年，又说如今带兵攻魏，乃是迫不得已，他希望公子卬前来一叙，双方好说好散，千万别打。这个公子卬要么是个缺心眼儿的老实人，要么就是过于相信友谊，从来没有真正认清过商鞅这个老朋友。当公子卬一脚踏进秦军军营，立即被逮捕。随即，商鞅发动了对魏军的进攻，失去主帅的魏军无法抵挡这支志在砍下更多人头的魔鬼般的军队。战后，魏国被迫把黄河以西的大片土地割让给秦国，为了避秦锋芒，魏国不得不迁都大梁。
这一战，秦国取得了蓄谋已久的胜利，大有扬眉吐气之感。尽管春秋无义战，但商鞅这种不讲信用的做法，仍然被天下人诟病。
四
商鞅的改革，一开始便遭到了贵族们的反对。商鞅为了给反对派一点颜色看看，非常严厉地处罚了带头起哄的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他们一个被处以割掉鼻子的劓刑，一个被处以脸上刺字的黥刑。对这两个优雅的老贵族来说，这种令他们颜面扫地的处罚，简直比杀了他们还难受。当然，这也为商鞅后来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其子公子驷继位，是为秦惠文王。太子的两个老师，终于熬出头了。公子虔和公孙贾联名举报商鞅，宣称他谋反。秦惠文王立即认同了这种说法，并派兵抓捕商鞅。
商鞅尽管贵为拥有十五个封邑的商君，但在他自己悉心制定的严苛的秦国法律面前，也只能仓皇出逃。商鞅的出逃堪称黑色幽默：在逃亡途中，商鞅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旅馆，而他的改革措施中有一条就是废除旅馆，这家还在营业的，估计是经过政府特许的。旅馆服务员不认识商鞅，要求商鞅出示身份证——那时候叫做验。但如同丧家犬的商鞅压根儿就没把验带在身上。服务员于是非常严肃认真地警告商鞅：按照商君制定的法律，如果接纳没有身份证的客人住宿，我就要负连带责任。商鞅听罢，仰天长叹：没想到新法的弊病，竟然把我弄到这般田地呀。后来有个成语叫“作法自毙”，就源自于此。
商鞅逃出都城后，向东边一路狂奔，想去投奔他曾经服务过的魏国。但是，魏国人鄙薄他以友情为陷阱的可耻行径，拒绝他政治避难。他又向魏国提出，只需借道魏国前往他国。但魏国仍然不答应，坚持认为这个曾带兵攻魏的家伙，乃是不折不扣的人民公敌。商鞅无奈，只得逃到他的封地，组织手下门客造反，反倒坐实了公子虔等人的指控。这支仓促之际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当然抵挡不过每战必须砍下额定人头数的秦国政府军。商鞅束手就擒。
商鞅遭到了最为惨烈的处罚——车裂。所谓车裂，就是用绳子套住商鞅的四肢及头部，绳子的另一端，各系在一辆马车上。行刑时，五辆方向不同的马车同时向前冲，商鞅也就被巨大的力量撕扯成血肉模糊的几大块。至于完全无辜的商鞅的家人，也只有死路一条。一人犯法，全家抵罪。这条法令，也是商鞅亲手制定的。
商鞅曾经信心满满地自认是秦国人民的大救星，是他使得这个西部边陲的弱国，摇身一变为头号强国。但是，对商鞅的惨死，秦国人民的反应是：不怜。虽然没有拍手称快，但显然有幸灾乐祸和冷眼旁观的成分。
商鞅本人惨死，但他当年制定的新法还在秦国沿袭，并直接为后来的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