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小传：葛剑雄，浙江湖州人，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等职，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等作品。
认识”一带一路“战略，必须深入研究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对历史不了解或误读，往往会错把历史教训当经验，影响”一带一路“建设进程。现在，有些人炒作中国人搞”一带一路“是推行新的”马歇尔计划“，想通过这一战略再现”万国来朝“的盛事……等等，出现这些有偏差的想法，其实是因为不了解”丝绸之路“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的讲话中以低调务实的姿态，着重强调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应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这体现了深刻的历史洞见，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丝绸之路”开拓动力来自外界
历史上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的动力是来自外部，而不是来自中国内部。这条路主要不是由汉朝人，而是由中亚、西亚甚至欧洲人建立的，动力来自他们。“一带一路”白皮书中，习近平总书记说与各国人民共同创建了“丝绸之路”，这个说法比较客观。
首先看“丝绸之路”名称的来历。《十三经》、《二十四史》、《四库全书》中都检索不到“丝绸之路”这个词。1870年前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亚进行了三年多调查后写了本书，正式提出“丝绸之路”，指的是公元前2世纪前形成的一条由洛阳、长安一直到中亚撒马尔罕，以丝绸贸易为主的商道，以后慢慢为地理学界、历史学界所接受。
这条道路的形成，与汉代张骞通西域密切相关。张骞通西域本身是出于军事、政治目的，而不是出于贸易。汉朝初年，匈奴对汉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国力增强，连续打败匈奴，基本将其驱逐回了秦朝长城以西。汉武帝考虑怎样一劳永逸解决匈奴问题，他得到情报原来居住在祁连山河西走廊一带的乌孙人跟月氏人被匈奴压迫而西迁，其中月氏人迁到了大夏（即今天阿富汗这一带），大夏与匈奴是世仇，汉武帝派使者前去，想劝说大夏国与汉朝一起夹攻匈奴。张骞带着这一使命，不远万里到达大夏，却没想到大夏君主贪图安逸，不愿与匈奴作战，结果张骞在那儿“不得要领”，没有达到实际效果。
张骞出使西域非常艰苦，路上被匈奴扣押10年，但他找到机会逃离匈奴到达大夏，回程又被匈奴扣押一年。当回到汉朝，汉朝已经打败匈奴并且控制了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大门已经打开了。虽然张骞出使西域的最初目的没有达到，但他带回来的关于沿线的丰富情报深深吸引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应该将汉朝影响扩大到这些地方，因此第二次派张骞出使，组织使团，带去大量丝绸、黄金、工艺品等，赏赐给沿线小国。
张骞的这一次出使西域，使中国丝绸在中亚的影响大大增强，引起了更远地方人们的兴趣，甚至引起了当时罗马帝国的关注。罗马帝国实力强大，对丝绸有强劲需求，罗马帝国贵族都以穿上丝绸为贵，随后丝绸价格一路走高，甚至高过黄金。汉朝是丝绸惟一来源，且丝绸质地轻，经得起炎热、寒冷的气候变化，非常适合在长途的艰苦条件下贩运，更重要的是高昂的价格足以抵偿昂贵的运输费用，在暴利的驱使下，越来越多人不惜生命代价，甘愿长途跋涉从事丝绸贸易，这些贸易商大部分是丝路沿线的中亚地区人民，并非汉人。
为什么汉人没有成为丝绸贸易的主体？汉朝有效统治区域约有三四百万平方公里，人口6000多万，汉武帝开疆拓土很多人反对，认为会糟蹋良田，而换来的干旱、寒冷的关外土地，对汉朝人民来说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中国并没有向外开拓的动力，中国的丝绸尽管一般人不穿戴，但也不是太昂贵的奢侈品，百姓最初并没有想到拿丝绸出去牟利。
另一方面，中国历来以“天下之中”自居，无所不有，自给自足，对外无需求，没有对外贸易的概念。汉朝也不许百姓随意出关，历史上商人往往是没有其他出路的人所从事的职业，社会地位低，历史上中国没有主动利用过“丝绸之路”，也很少从丝路贸易获利。因此可以这样说，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开拓和维护的动力主要来自外界，并非来自中国内部。
中国对中亚的控制是“丝绸之路”畅通的保障
丝绸之路通少断多，大规模畅通的时间少，零星局部畅通的时间多。公元9世纪以后，海运发达起来，原本陆上的“丝绸之路”就多是作为中亚内部交通线，比如新疆喀什到中亚常常走这条路线。
公元前60年，西汉在新疆设置西域都护府，新疆有众多大大小小的绿洲，管理困难，因此采取松散的管理方式，由中央政府派出军队利用中央权威就地监护管理，当地居民只要每年上报户口，表示服从统治即可。
西汉后期的著名将领陈汤发现，被自己打败的匈奴北单于逃至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一带，于是擅自调动六小国兵力将其消灭。但汉朝政府对他的做法有争议，有的认为他不费一兵一卒，立下了不世之功；有的却认为他假借命令，没有汇报，有“自立山头”之嫌。这反映了汉朝在遥远的西域的困境，对西域的统治基础仍不稳定。最终对西域的统治只维持到西汉结束，王莽时已经不能维持，西域都护府也被撤掉。
“丝绸之路”恢复了三次，又断了三次，维持完全靠杰出个人的影响比如班超，以及西汉留下的威望。往往在国力无法维持时，朝廷就下令从丝路沿线撤退。东汉之后，这条路经常名存实亡。北魏实力强大，历史记载来自大秦的商人也来了中原，但当时中原战乱，无暇他顾，正常的贸易、交流又中断。
直到唐朝初年，中国疆域最远扩展至今天的咸海，控制了锡尔河流域和阿默河流域，南面到了阿富汗，在西方有个军事行政的中心碎叶城，就是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丝绸之路”就变成唐朝内部的交通路线，真正实现了较长时间的畅通。安史之乱爆发，西域空虚，藏族祖先吐蕃扩张到今天新疆大部。此后，唐朝西界只到今天的甘肃，不可能再控制西域，一度繁荣的“丝绸之路”再度萧条。
公元9世纪，阿拉伯人已经找到了海上交通要道，大批阿拉伯人来到广州、泉州、宁波、扬州，海上交通线取代了陆路，陆上“丝绸之路”已经变成了内部的交通线，已经失去了贸易的功能。明初一度控制哈密，但哈密以西明朝无法控制，明朝中期退至嘉峪关，连今天的敦煌都守不住，更不用说“丝绸之路”。
从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丝绸之路”畅通与否，与中国政府的实际控制能力息息相关，当控制能力强时，路线就畅通，贸易就兴盛，当控制能力弱时，就处于断绝的状态。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今天
“丝绸之路”是古代对中国与西方所有来往通道的统称，实际上并不是只有一条路。除了陆上交通以外，还有一条经过海路到达西方的路线，这就是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运输丝绸，而且也运输瓷器、糖、五金等出口货物，和香料、药材、宝石等进口货物。对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我们现在也存在不少误解。
我们常常习惯于拿西方的海洋观来看海洋，这是不对的。因为他们的海洋观都来自于地中海，但地中海只有一个，非常特殊，基本是内海，海中还有非常多的岛屿、海湾，地理原因使古代在地中海的航行非常便利。中国最接近于地中海的是环渤海地区，中国古代环渤海地区是比较开放的，因为交通方便。但中国不具备地中海周边诸多不同文明类型，如希腊、罗马、小亚细亚、亚速、两河文明等，有多种文明的交汇，文化不断交流。而环渤海地区周边的朝鲜半岛、日本岛历史上较为落后，他们学习中国积极性高，但中国学习他们的动力缺乏。
海洋不过是载体，海上的航行终点在哪儿？能带出去什么？带进来什么？这才是本质。沿线牵涉到什么文化，他们有怎样的生活生产方式？我们要在这个前提下看“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也不是中国开辟和掌握的。因为中国观念中，海就是边缘，四海之内、山陬海澨、天涯海角等说法都是体现。西汉海上探索最远已经到了今天的斯里兰卡、印度中部，汉朝还有负责翻译的译使。但这之后的探索发现别的地方都比自己穷，所以就没有继续探索，海上技术反而倒退。
“海上丝绸之路”因此完全是由阿拉伯人开辟和掌握的，南宋泉州一度有很多阿拉伯人，广州的番坊、番长，都有阿拉伯人。郑和下西洋未超出阿拉伯航路，并采取了他们的经验和技术，主要是宣扬国威，无经济目的，是通过外交活动确立明成祖上台执政的政治合法性，号召沿线小国家到明朝来朝贡。
历史上由政府主导的对外海上活动往往只重政治目的，轻经济效益。对民间贸易的禁止和限制，更损害了中国的实际利益。中国历史上不承认有正常的外贸需要，只想让人来朝贡。而外国通过朝贡还比贸易获得的利益更多，也愿意甚至希望来朝贡。清朝一度禁止日本来朝贡，日本想办法冒充琉球人来朝贡。朝贡不是剥削，而是变相的政治投资，一般情况下，不计较经济效益，只讲政治效益。
这种朝贡中的对外赏赐无度，使外界期望值越来越高，造成财富流失，国库空虚，官民嗟怨，而且不主动经营外贸，主要利益为外方所得，对民间贸易却一贯限制甚至禁止，或课以重税，以致民间非走私不能获利。这些都是历史教训。我们今天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如果什么都看成政绩工程，不考虑经济效益，全部依靠政府、依靠免税政策，而不是依靠民间经济上的交流，不会达到我们的目的，反而会增加外界对中国的抵制。相反，正常的民间交流、贸易倒是容易使双方都获得好处。
此外，我们还要在文化、民族、宗教上做准备，了解外界的情况。对外界、对自己历史的了解，不能停留在自娱自乐的阶段。要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当地文化的关系，像费孝通说的那样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既珍爱自己的文化，也能理解、欣赏、尊重别人的文化。“一带一路”建设如果只考虑经济因素，不考虑文化、民族等因素的融合共生，同样也很难达到目的。
“一带一路”建设要维护国家利益
我们不要认为，从张骞通西域以后，“丝绸之路”就是中国的专利，必须正视历史，承认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开拓和维护这条贸易道路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回顾历史，我们也必须看到，中亚的稳定对陆上“丝绸之路”的安全非常重要，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畅通是以中国对中亚的影响力、控制力为保障的。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对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应有相应对策，如美国、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影响，我国和中亚地区国家在宗教、民族(突厥语系)、水资源等问题上的分歧等等。
苏联解体后，美国对中亚的影响日益扩大，出兵阿富汗，就租用吉尔吉斯斯坦的军用机场，2006年我们从乌兹别克斯坦进入阿富汗才知道那里的友谊桥就是北约运输物资进入阿富汗的重要通道。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比哈萨克斯坦人还多，这是斯大林长期移民的结果。苏联解体后，这些国家变化很大，有亲西方的，有亲俄罗斯的，有主张民族独立的。再如哈萨克斯坦是我们在中亚的重要盟友，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哈之间并非没有利益之争，比如伊犁河水的分配问题，伊犁河是哈萨克的主要水源，也是新疆重要的水源。
在“一带一路”建设上，我们提倡互不干涉内政，但什么是内政，如果他们的内政影响到了我们的国家利益时，我们应怎么办？我们跟周边国家的关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政权更迭，领导人更替，执政党更换，如何遵守原来的协议？比如“海上丝绸之路”的安全就应考虑马六甲海峡、巴基斯坦、缅甸、斯里兰卡、苏伊士运河等。马六甲海峡是我们目前主要的运输通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好朋友；缅甸的形势很微妙，我们应该回过头想想我们对缅甸的政策是否可以做得更好？
建设“一带一路”，对相关的国家、地区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怎样在战略上保证中国的利益？“丝绸之路”给我们诸多启示，这是我们今天去了解、去研究其历史背景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