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小传：岳思平，军事科学院原军史所抗战组组长，研究员，国家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员，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主要成员，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成员、八路军研究会首席专家。主要从事以抗战为主要方向的人民军队历史方面的研究，参与或个人主编及本人专著的作品共30余部。
今年是中国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社会各界对中国抗战问题关注度极高。其中，国共两党两军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成为无法回避的敏感话题。有少数人借机散播历史虚无主义，说国民党抗战、共产党不抗战；或者说是国民党及其军队主导的正面战场发挥了主要作用，蒋介石是第一号的抗日民族大英雄，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游而不击、乘机坐大”等等。搞清楚这些问题，既有很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有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我们必须正本清源，通过还原历史事实来澄清误解、反击质疑，引导全社会真正看清国共两党两军究竟哪一方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谁是丢失国土的罪人？
评价国共两党两军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之前，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解答的，就是中国国土如何丢失的，日本是如何从沈阳柳条湖一路打到北平卢沟桥和上海虹桥机场的？换句话说，日本为什么在侵占东北后，进而侵入华北、华中和华南？除了敌强我弱的实力原因外，就中国内部来说，则与国共两党两军的现实表现密切相关。
中国抗战前后14年，前6年即1931年至1937年是中国局部抗战阶段；后8年即1937年至1945年是全面抗战阶段。在局部抗战阶段，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包括关东军1个师团和退伍军人、警察共2万人的日军，战胜了拥有10余万（一说近20万）的东北军；进而在短短的4个多月中，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13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从此，东北近3000万同胞陷入苦难的深渊，开始了长达14年水深火热的生活。这难道都是张学良的责任吗？应该说，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即反共第一、抗日第二和不抵抗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随后，日本帝国主义乘势制造了1932年淞沪“一二八事变”和1935年的“华北事变”。尽管国民党军前线广大爱国官兵不畏强敌、浴血奋战，进行了第一次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和绥远抗战，尤其是第29军大刀队扬威长城喜峰口，但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淞沪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等一个个丧权辱国的协定，致使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步步进逼。继中国东北国土沦丧后，华北、华中部分权益相继丢失，致使广大前线爱国官兵的鲜血基本付之东流。其中，《塘沽协定》规定长城以南冀东22县为中国不得驻军的非武装地带；《何梅协定》规定撤退河北省中国驻军，禁止中国的排日活动等。甚至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1个月后即8月7日，蒋介石在国防会议和国防联席会议上，仍没有放弃以“长城为疆界”即承认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省（今河北省承德地区）为代价，求得与日妥协，这些都是铁证俱在的历史事实。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一直努力推动着局部抗战的进程。“九一八事变”前后，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和赵一曼等一批共产党员，由关内到达东北，或直接创建反日游击队，开辟东北敌后战场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或直接参加义勇军的工作，有200余名共产党员、团员参加的东北义勇军一度发展到100余个县、3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号召、组织和影响下的东北抗日救亡运动形成了高潮，打响了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随后，共产党领导了以1935年“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的又一次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倡导和推动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为全国一致抗战创造了政治前提；其独立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3万余人，成为坚持东北和中国局部抗战的主力军，迟滞了数十万关东军全面侵华的步伐，在战略上配合了全国抗战的到来，并一直坚持抗战14年，直到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这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形成了极大反差和鲜明的对比。
短暂的联合抗战“蜜月期”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整个全面抗战的过程可以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战略防御阶段，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抗战是比较积极的。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表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同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显而易见，即使著名的庐山谈话，蒋介石仍存在与日和谈的幻想。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对蒋予以积极的评价：“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直至“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其抗战方针和政策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先后进行了淞沪、太原、徐州和武汉会战等，发挥了主战场的作用。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在战略防御阶段，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同样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八路军首取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随后又以3个师的主力参加太原会战，先后取得雁北关和阳明堡等战役战斗的胜利，从而成为国共两党两军在整个抗战期间战役战斗上配合最好的一次作战。八路军开辟了华北敌后战场，鏖战在长城内外、大河上下，捷报频传。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战场相继进行了蒋家河口和韦岗等战役战斗，驰骋于大江南北、江淮河汉之间，连战皆捷。从而发挥了战略支队的作用，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共同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和1至3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
国民党抗战态度的转变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中国全面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的希望破灭，由正面战场对付国民党军队为主，逐渐转移其主力打击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认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军民是日军的最大威胁和心腹之患。从战略相持阶段起，关内侵华日军集中一半以上的日军主力和以国民党军投降部队为主体组成的伪军，对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清乡”和“治安强化运动”，其残酷性、野蛮性和频繁性，均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进行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略攻势”。于是，从1939年6月至1940年7月，对国民党政府进行了代号“桐工作”的诱降工作。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一时间，国统区大后方人心躁动，中间派对时局悲观，亲日投降派异常活跃，蒋日妥协出现了新的苗头。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仅仅抗击了日军有限攻势，取得了昆仑关大捷和第三次长沙会战等有限的几次战役胜利，大部分地方战局出现了长期的沉寂状态，基本保持了战线的相对稳定。
在此种情况下，国民党制定了一系列反共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正式确定“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方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确定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会后，蒋介石秘密颁发《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从此，在积极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连续发动以晋西事变和皖南事变为重点的多次反共高潮，制造了平江、竹沟等数不清的惨案，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八路军和新四军指战员与抗日志士，这不能不说是在中国抗战史上令人遗憾和痛惜的一页。
在战略相持阶段，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坚决执行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方针，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百团大战的胜利，打得日本帝国主义惶惶不可终日，惊呼“对中共再认识”。华南抗日游击健儿活动在南粤五岭地区，时有斩获。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大显神威，铁道游击队、雁翎队和敌后武工队层出不穷。仅1941年和1942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就粉碎了日军1000人以上至万人的“扫荡”132次，万人以上的“扫荡”达27次。实事求是地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反“扫荡”面对的日军兵力，多次达到或超过正面战场号称20余次会战中的日军规模，更不用说在此后发起的攻势作战行动，我们只是没有称“会战”罢了。
在战略反攻阶段，起作用的主要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反攻。1943年下半年，八路军山东军区抢占沂鲁山区、诸日莒山区战役和第129师、冀鲁豫军区发起的卫南、林南战役，揭开了中国抗战战略反攻的序幕。1944年，战略反攻的局部反攻普遍展开后，敌后战场的春、夏、秋、冬季反攻势头强劲。1945年上半年，八路军和新四军持续发动了春、夏季攻势作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军民迅速展开全面反攻，一直持续到日本帝国主义于9月2日正式签字投降。1945年8月9日至年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一方面为和平民主努力，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防止内战发生；另一方面继续与日伪军作战，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除进行了豫西、鄂北、湘西作战、收复广西桂柳和以中国驻印军、远征军反攻缅北、滇西外，基本上没有大的作为，却造成了1944年4月至1945年2月正面战场的又一次大溃败。豫湘桂作战，国民党军损失近 60万人，丢失大小城市146座，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在中国抗战后期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极为有利的形势下，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无能表现，蒋介石国民党与其政府难辞其咎。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国民党当局长期实行军事消极防御方针，以及政治上极度腐败的结果。
对几个争议问题的辨析
如何正确评价国共两党两军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除了以上分析外，还要对几个高度争议的问题进行辨析。
一、共产党在抗战中坐大了。究竟怎样呢？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国民党军队约200万人，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11万余人。至1945年9月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军队扩大到520余万人，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约132万人。前者多于后者近400万人。如果说共产党坐大了，不是军队人数，而是社会政治地位和人心坐大了，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全国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在全国人民心中的社会政治地位此消彼长：蒋介石国民党由比较得人心到大失人心，其执政地位逐渐动摇；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其影响由解放区逐步扩大到国民党统治区，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显著提高，为全国大多数人民所拥护。这是民心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
二、毛泽东为什么说“感谢日本人”？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并且不止一次。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主席多次接见访华日本人说到这一问题，如日本帮了我们中国大忙，假如日本人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教育了你们等等。显而易见，毛主席的本意在于强调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反面教员、激发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俗话说，锣鼓听声，说话听音，断章取义曲解毛主席的话，是十分错误的。
三、关于歼敌人数战绩问题。敌军包括日军和伪军。如果就歼敌人数来说，拥有最多达600余万的国民党军队仅歼灭日军80余万，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包括东北抗日联军在内最多约130万，共歼灭日军70余万，略少于前者。但如果加上歼灭伪军的数字，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共歼敌达到约190万人，就远远多于前者了。显然，国民党的军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关于后方和前方作战的问题。有人说共产党及其军队主要在后方作战，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在前方作战。这种说法是对敌后战场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误读或曲解。敌后战场是相对于正面战场而言的敌人侧后方，即敌人的眼皮和鼻子底下，恰恰是处在敌人的占领区内的抗日最前线，而不是有人理解的前方的后方。至抗战结束时，共产党领导军民在19个省、区建立了人口约1亿、面积达约100万平方公里的抗日根据地，这是用鲜血和生命从敌人手里寸土必争夺来的。日本投降时，国共双方的军队谁离敌人远呢？又是谁在着急、让美国帮助运兵到前线呢？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五、国民党也提出了持久战方针？有一种说法断言国民党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于1937年12月《国防论》一书中第一次提出持久战，因此他才是持久战理论的鼻祖。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毛泽东于1935年12月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科学提出和阐述了持久战的论断，早于蒋百里两年多。另一种说法是，蒋介石和国民党也是主张持久战的。此说没有认识到两种持久战理论质的区别。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实质在于经过长期战争从战略上消耗敌人的力量，积小胜为大胜，由敌强我弱、敌攻我守，走到力量平衡、敌我相持，逐步达到我强敌弱、我攻敌守，取得抗日战争的主动权。而国民党主张的是持久消耗战，先后以南京、徐州和武汉失守，作为划分战略阶段的标志。1938年南岳军事会议后，则把中国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时期和战略反攻时期，或称第一和第二时期，企图以空间换时间，主张两阶段论。毛泽东曾经指出，这种两阶段论把战争的持久与长期性变成完全抽象的东西了，成为实质上穿着持久战外衣的速胜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