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智库发展与该国经济社会形势有着紧密的相关性。历史经验说明，越是经济形势严峻、社会环境复杂的情况，智库就越容易受到关注。2014年中国GDP增速为7.3%，为改革开放以来倒数第四的低增速年份（仅高于1981年、1989年和1990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发展速度。在经济发展明显进入下行通道的新常态背景下，中国智库的发展反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契机。2013年4月，习近平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2014年10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在日益严峻的经济社会形势和错综复杂的决策工作环境下，地方政府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智库？地方政府需要这些机构提供哪些智力服务呢？
地方政府首先需要的是接地气、知民情、反应迅速、研究成果适用对路的智库。在一个地区内，为地方政府提供智力服务的主体是本地智库。在过去37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地方智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及其举办的江苏发展高层论坛，在不同时期都极大地影响了江苏历届省委省政府的战略决策。但是从整体而言，地方智库的发展还是非常不充分的，民间智库也只是刚刚起步。结合当下形势，无论是哪一类型的地方智库（官方、民间或高校智库），它的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都必须紧紧围绕地方政府当前及今后一个阶段的决策需求，必须能够全面、深入、准确地总结分析这个地方的历史和现在，对于国际国内形势和重大政策信息能够第一时间进行本地化的解读。地方智库的研究成果必须具有明确的服务地方政府决策的指向性，研究报告要做到主题紧扣地方发展实际、文字流畅、表述准确、结构严谨、层次分明，问题分析要能够击中命门要害，政策建议要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地方政府其次需要的是一个多元化发展、开展有序竞争的智库群体。智库作为思想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其它的参与者还包括政府、媒体和公众等），它的发展也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由于智库的产品是无形的思想观点和政策建议，它的产出效益很难用传统方法进行衡量和评估。如何评判一个智库的水平高低？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业界公认的一致的定量定性分析模型。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人的智慧中去寻求答案，俗语说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在地方政府推动引导本地智库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首先要按照市场规则，通过各类政府课题招标等形式，迅速建立起竞争有序的思想市场，逐步形成一个参差多态的智库丛林。为了确保一定数量智库的生存和发展，地方政府除了运用公共财政资金直接购买智库服务之外，还应以财政资金为杠杆，运用补贴等方式推动大中小企业、学校医院等各类社会组织积极购买智库的咨询服务，引导全民全社会习惯于使用“外脑”来提升组织的决策水平。
地方政府特别需要一批能够不断引进、培养和输出高水平决策咨询人才的智库。作为世界第一智库大国，美国在智库发展方面的全面领先，不仅体现在华盛顿的K街有着一批声名远扬的国际一流智库，还表现在美国的各州各县各市都活跃着一批以服务地方政府公共决策为主要目的的地方智库。这些美国的地方智库不仅输出了思想观点，还通过美国人独创的“旋转门”机制，为各级地方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大量的专业咨询人才。众多美国大学所培养的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专业的毕业生（从本科到硕士博士），都会以智库为职业生涯的第一站，然后再进入政府或企业工作。智库的最宝贵资源和核心竞争力就是它所拥有的高水平人才，地方智库要特别注意引进具有多元化学科背景和丰富职场履历的政策研究人士和管理咨询专家，尤其是那些同时拥有理工科和人文社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那些在企业、政府、高校都有履职经历的决策咨询专家。
地方政府非常需要具有全球化视野、拥有国际对话能力的区域智库群体。江苏的国际化程度走在全国前列，产业格局演变全面参与了国际产业链分工，这种开放型发展战略思维从苏南的苏州、无锡等地全面延伸渗透到了苏北各市，如淮安市近年来也提出了全面开放、开展“欧美日韩”招商的国际化战略。在全面加速拥抱全球化浪潮的时代背景下，地方政府现有的官员群体（包括大多数领导干部）的知识结构、语言能力和思维方式都存在着很大提升空间。缺乏“外脑”支撑的政府内部决策和循环论证模式在当今时代已经难以为继，决策者非常需要地方智库在区域国际化进程中发挥参谋助手作用，无论是制定国际化发展方略，还是赴境外国外招商推介，都需要地方智库的全面参与。地方智库极有可能在解读中国模式方面作出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中国的地方智库同样可以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一流智库，当然前提是在某个细分领域作出世界级的突出贡献。
在当前情况下，地方政府迫切需要能够破解发展难题、为“十三五”规划建言献策的智库。即将结束的“十二五”发展可谓跌宕起伏，2011年起步时高歌猛进，到2013年中期时初显颓势，2014年以来的股市“大风暴”可谓是“十二五”经济发展轨迹的一个缩影。科斯指出，中国奇迹的一个动力正是来自基层的原始创新和边际革命。当这种动力不足之时，地方政府对于“如何破解发展瓶颈”有着非常强烈的决策咨询需求。凡是在此关键时刻能够有所作为的地方智库必将一马当先，在本轮智库大发展中占得先机。尤其在“十三五”规划已经进入论证阶段的关键时期，地方政府应大力鼓励引导各类型本地智库参与“十三五”规划编制和论证工作。
（作者系中共淮安市委办公室信息处处长、管理学博士）
三个人与美国三大智库
20世纪上半期，有三个人对美国智库的发展至关重要：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圣路易斯州商人罗伯特·布鲁金斯和工程师、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他们都热衷于鼓励政策专家发挥自己的知识优势，帮助美国面对国内外的挑战。这三个人的努力形成了智库在美国的“黄金时代”。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于1910年建立，启动资金1000万美元，其初衷是建立一个无党派偏见的研究机构以推动世界和平。卡内基认为，基金会每年的收入都应当用于“加紧废除战争”的各种努力。卡内基基金会的研究面甚广，涉及众多地区和主题，超过60名学者组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阵容。卡内基基金会也是美国第一个“全球智库”，在全球许多地方都设有机构。
1916年，另一家以改善政府管理为主旨的研究机构政府研究所成立。1927年，这家机构与经济研究所、罗伯特·布鲁金斯研究院合并，组成布鲁金斯学会。布鲁金斯学会曾经出版了大量关于美国外交与防务的出版物，关于中东、西欧和东北亚地区的研究是全球翘楚。
胡佛研究所于1919年在斯坦福大学成立，主要关注全球安全、冲突管理、民主、自由市场和西欧政治。这家研究所与美国共和党关系密切。在里根政府时期，斯坦福大学员工曾经大规模反对一家像胡佛研究所这样有明确党派特征的研究机构在校园中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