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
中国已进入“教育红利期”
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目标，就是要不断提高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经过近几年的努力，我国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稳步提升，其中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3.3年提高至13.5年，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从15.83％提高至20％以上。与此同时，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8.75%提高至11.01%，提高了2.26个百分点。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3.72%提高至16.35%，提高了2.63个百分点，已经明显超过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的幅度，显示了教育红利、人力资源红利大大抵消了人口红利下降的影响，也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教育红利期”、“人力资源红利期”及“人才红利期”。
朱永华
农民工当选全总副主席具有“标杆”意义
2016年1月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十六届四次执委会，选举农民工巨晓林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他是我国第一位普通农民工当选全总副主席。有农民工当选全总副主席的“标杆”，全国各级工会班子组成人员中，自然不会再缺少农民工的身影，有自己的“兄弟”在“娘家”撑腰，农民工依法维权的意识和信心必然明显增强，而企业和用工单位侵害农民工权益与利益的行为也注定会有所收敛，同样，农民工在城市以及社会中的地位也会大幅提升。因此，农民工巨晓林当选全总副主席，对于切实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和体现权利公平以及彰显农民工对国家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等等，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标杆意义。
姜耀东
科研不应被“参公管理”束缚住脚步
尽管这些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学术环境不优仍是制约科研创造活力、阻碍我国创新能力提升的突出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关于科研人员的身份定位。多年来我们的许多管理部门一直把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作为国家干部（公务员）进行管理，即所谓“参公管理”。同时用本来要求国家干部的各项规定来要求科研人员，最明显例子就是把八项规定中关于出国人员的管理办法用在专家学者身上，限制了大学老师和科研人员的正常出国学术交流。国务院《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中连续使用了四个“不得”，规范科研管理部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行为边界，将有助于改变这一局面。
林毅夫
供给侧改革不应照搬西方理论
我们现在讲的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确实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短板，比如我们有很多税收过高的地方，要降低关税；有一些过剩产能应该退出。但是我们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时是反对产业政策的，我们现在提倡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这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过去的政策包括4万亿，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现在的政策也不是供应学派的政策。学界应该有自己的理论创新，结合我国的实际状况，分析清楚我国当前经济的实际问题和机会在什么地方，然后再来决定我们的政策该怎么做。
洪银兴
学者要当建设者而不能仅当批判者
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学者应有新的使命和责任，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学者要当建设者，不能仅仅当批判者。所谓建设者，就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每一个阶段和进程中的重大决策，要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声音，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来提出建议。不能只是在一个批判的位置上，对改革开放的某些做法评判它是否符合马克思《资本论》的思想。如果只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批评的武器，就把自己边缘化了。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思想教育的武器，还是我们建设新社会的武器，更是指导改革发展的武器。政治经济学真正成为一个有用的科学，不应仅仅是解释现象，而且要能够指导发展，要保持政治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的地位，我们就有这样一个责任。
郑永年
中国应建立橄榄形社会
与西方通过暴力运动造就中产阶层相比，中国应该借鉴东亚国家和地区治理发展的经验。亚洲四小龙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个社会奇迹，在二三十年内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亚洲四小龙接受了欧洲早期暴力运动的经验教训，由政府主动制定社会政策，如日本上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时提出的工资倍增计划；台湾和香港通过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实现收入再分配。新加坡虽然不倡导高福利的政策，但是在李光耀时代，政府为底层20%的穷人提供保护，为他们提供就业和培训，鼓励他们通过劳动改善生活，并通过“居者有其屋”的公共住房制度，以及低福利的中央公积金体系等培养了庞大的中产阶层。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主动作为，使得东亚模式比西方更成功。中国应该更多地借鉴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由政府主导建立良好的社会制度，从而建立起最有利于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橄榄形社会。
马化腾
“互联网+”带来第四种力量
在工业发展史上，曾经有三种力量，由于它们的存在，无论是企业生产还是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飞跃。这三种力量分别是：机器代替手工、电力的广泛应用、各类科学技术的兴起。“互联网+”所带来的，我认为是第四种力量，前三种力量促进了社会组织与生产当中各个节点的形成，而“互联网+”将实现所有这些节点的连接，从而将一个一个孤悬的岛屿编织成彼此互通的立体网络。这种新兴的力量，可以称之为“连接力”。企业或组织运用“连接力”的程度越高，它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进化程度也将越高，在这场技术演进的竞赛中也将跑得更快更远。我相信，连接力将继电力之后，对社会和企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王振峰
跨境电商赢来黄金发展期
国务院部署新设一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并相应提出构建“六大体系”、建设线上“单一窗口”和线下“综合园区”两个平台，可以说，这些重要政策举措，将有利于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近几年来，尤其是2015年，各地借助“一带一路”、“互联网+”、创新驱动以及自贸区建设等重要国家战略，都相应地出台了许多扶持电商跨境的政策。在示范跨境电商体系建设、跨境物流、项目引进、企业培育、网络销售、创新发展和支撑保障等各个方面，尤其是对跨境电商企业的技术培训、业务拓展相关的扶持，都探索了不少较为成熟的经验和做法，为优化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环境打下了深厚基础。有国外机构预计，未来几年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市场将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2016年亚太地区在全球跨境销售额中占比将至四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