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成山，江苏南京人。原中共江苏省委外宣办副主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长期从事南京大屠杀史实及和平学的研究，致力于在国际社会传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多次组织南京大屠杀史相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国际和平集会等系列大型活动。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先进个人、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等荣誉称号，2015年获评第三届南京文化名人。
我始终相信，事业与人生是有一定缘份的，可能会体现在不经意之中。我与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了20多个年头。迄今为止，我的人生经历很简单，大致可称“三段论”：一是在部队服役，从1970年入伍，到1990年转业，不多不少整整在部队穿了20年的军装；二是转业到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时间很短，只有两年；三是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下简称“纪念馆”）工作，从1992年5月开始，到2015年10月退休，一干就是23年零5个月的时间。
从“外行”到“专家”
南京大屠杀是南京城市之殇，在这里工作，不仅要有责任心，还要有捍卫历史真相的使命感。
作为一个老南京人，我从小就听爷爷讲述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那段历史。后来，在军旅生涯中，徐志耕的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给了我很大触动。到纪念馆工作之初，我就立下了一个决心：要为遇难同胞“守灵”，为民族历史“守灵”，为国家重任“守灵”，还要把纪念馆发展为承载人类浩劫研究的国际一流纪念馆。
但是，要做好纪念馆的工作，仅靠责任、感情是不够的，首先必须成为这个领域的学术专家，才能有话语权。
怎样尽快地从“外行”变成“内行”，从不懂博物馆、不懂历史的薄弱环节中走出来？我告诉自己，需要学习，需要提高，需要积累。
首先，我从学习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知识开始，争取尽快“入门”。白天在馆里工作，几乎没有时间看书，但在每天下班后回到家里挑灯夜读，把当时能够收集到的所有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书籍，全部阅读了一遍，有的还读了数遍。对于学习中遇到的史学问题，多次向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兴祖、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孙宅巍研究员等专家请教，逐步地由不懂到懂，并且写出了有关的论文论著。到目前为止，已经公开出版的独著、合著、主编的各类书籍有126部，3000多万字，在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有40多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许多报刊上发表各类文章200多篇。
其次，在工作岗位上边干边学，钻研与南京大屠杀史相关的理论知识。我首先是从当讲解员做起的。当年我到纪念馆当了一年时间的副馆长，了解到当时馆里讲解简单极了，十几分钟就结束了，讲解的随意性很大，应该说效果较差。此事对我的触动很大。于是，我一边学习有关的历史，一边着手编印纪念馆规范的讲解词。此后的一年时间，来馆的主要客人，几乎都是我去讲解，也促使我边干边学，成为编外的讲解员。1993年，我担任了馆长工作，成为纪念馆的第三任馆长，工作范围大了，忙碌了，但重要的接待，上级领导指明要我讲解服务。我曾为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杨尚昆、李鹏、朱镕基、刘云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作过讲解服务，还为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海部俊树、鸠山由纪夫，美国前总统卡特，丹麦女王玛格丽特，韩国前总理姜英勋等多位外国政要作过讲解服务。虽然我的普通话不是很标准，但我有关的历史资料和历史故事掌握得较多，受到一致好评。特别是为习近平总书记汇报讲解，历时72分钟（原定30分钟），习总书记问了我68个问题，我全都一一回答上了，被总书记表扬为这个方面（南京大屠杀史）的“权威专家”。
祭悼活动由地方层面上升至国家公祭
1994年8月我去日本访问，亲眼看到了广岛悼念原爆受难者的活动，对我的启发很大。据了解，广岛除了1951年在朝鲜战争期间没有举行大规模的国家公祭外，每年的8月6日，日本的首相、众参两院议长，以及各大党派负责人，都要亲自参加广岛的纪念活动；8月9日，日本的政党和国家领导人，又悉数去长崎参加悼念长崎原爆遇难者的活动。日本作为加害国，却长期大规模纪念遇难者，我们牺牲了无数同胞，却什么也没做。
回到南京后，我开始设计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并向上申报。由于当时国内还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搞过此类活动，又涉及中日两国关系的敏感话题，要举办此类活动没有先例。我主动找到省市外事部门，通过他们得到外交部的支持，又得到宣传部上级领导的同意和支持。1994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悼念活动首次举行，邀请了江苏省和南京市领导参加，进行了南京全城拉响防空警报以悼念遇难者、由武警战士持枪和献花圈等活动。虽然规模较小，只有600人参加，但组织得很好，吸引了很多媒体来南京报道。
1995年正好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江苏省和南京市五套班子的一把手领导，以及南京军区、江苏省军区等部队的领导都来到纪念馆参加悼念仪式，通过媒体的广泛报道，在国内外影响很大。此后，悼念仪式每年都在12月13日举行。这一活动还在国内引发相关效应。2001年9月18日，沈阳也开始每年拉响防空警报，后来抚顺市、江苏的徐州市和上海的宝山区等地，也先后拉响防空警报，警示人们不忘历史。
2014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同年12月13日，由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联合主办，首次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在纪念馆内成功举办，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提议设立和组织公祭活动的过程非常不易，为此我专门写了一本书——《第21次是国家公祭》，追溯和记录了申办活动中的一幕幕。
推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走向世界
此前，国内没有一家专门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学术机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处于自发分散的状态。为此，我专门找到南京市社科联和市民政局的领导汇报，说明成立的理由。开始时，对于是否成立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认识是有分歧的，有的认为专门成立是否有必要，有的还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政治问题，不是史学要讨论的问题等等。经过做工作，最后还是思想统一了，决定批准成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1995年8月15日研究会正式成立，挂靠在南京纪念馆，由我作为法人代表，聘请中国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第一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兴祖任第一任会长，张宪文、张伯兴和我，先后担任第二、三、四任会长，同时还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复旦大学历史系等一大批教授入会，共同开展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工作。
研究会团结了一批专家学者开展南京大屠杀的学术研究活动。几乎每年都要召开各种类型的学术研讨会，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有两次：一次是1997年，在南京状元楼召开首次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韩国、日本、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147位专家学者，进行了有关南京大屠杀历史问题的学术研讨，会议论文次年在安徽大学出版社集结公开出版，是历史上有关南京大屠杀专史的第一本论文集。第二次是2002年在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的“历史认知和东亚和平论坛”，中日韩三国历史学界、教育学界联合召开，第一次针对日本右翼势力编撰的教科书商量批驳对策，会上决定由三国学者联手，共同编撰一本东亚三国的历史教科书。三年后，《东亚三国近代史》教科书公开出版，有力回击了日本右翼势力编撰的篡改历史的教科书。
迄今该会已经成立21年，成绩斐然，出了一批学术研究成果，也培养了一大批学术研究的人才，连年被评为先进。2016年3月1日，由学会很多专家参与的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正式成立，成为江苏省重点高端智库。
23年坚守不忘初心
从1992年到南京纪念馆任职开始，我坚守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岗位上已超过23年。期间，有成绩，也有遗憾；有经验，也有教训；有酸甜，也有苦辣。具体来说，主要有如下四点体会：
第一，始终把纪念馆的工作当作一项神圣的事业来做。我一直觉得，如果把工作只是当作任务来完成，就会越做越累，或者坚持不下去。如果把所从事的工作当作一项事业来完成，就会有做不完的事，使不完的劲。尤其是对博物馆、纪念馆这样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无权、无势、无地位，更要把自己干的事业当回事，否则没有人看得起你。而且干事业还要有股孜孜不倦的精神，事业无止境，我们的工作就无尽头。多年来，我始终以敬业敬畏的态度对待各项工作，以干事业的标准来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也以干事业的目标不断给自己加压。
第二，始终用创新的思路去规划和做好工作。我始终坚信，创新是成就事业的基础和不竭的动力。我们所从事的工作虽然平凡，但也要不断地创新，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业绩。回想起来，我在纪念馆创下了许许多多的第一次：第一次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带到日本去作证言；第一次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筹办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集会；第一次创办南京大屠杀史学术研究机构；第一次进行整个南京市幸存者普查；在全国司法界第一次为历史证人公证；第一次成立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协会并对幸存者进行援助；第一次对南京大屠杀万人坑的遇难者遗骨进行科学考证；第一次把国际上和平学的概念搬到国内来并发扬光大……
第三，始终把“有为才有位”作为指导和推动自己工作的动力。我一直认为，只有有所作为，才能有地位。一个人只要有追求，并为之努力，就能不断取得新成绩。在纪念馆工作23年来，我在历史研究和学术探讨上不断进取，由知之不多到成为获得国家承认的研究员、教授。受聘国内12所高校兼职教授，被南京师范大学聘为研究生导师，应邀到全国几十所大学和城市讲课；担任学术机构的负责人，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日本名古屋大学等国内外学术机构参加学术研讨，接受外交部、中联部、中央外宣办直接交办的任务；接待来自国内外200多批上门学习交流的博物馆界同仁们，都是因为我首先具备了教育教学能力、学术研究能力、博物馆建设和管理能力这些“资本”。
第四，始终把责任和坚守作为个人奋斗的目标和座右铭。在工作过程中，我逐渐体会到，由于种种原因，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文物和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版，包括传播，都起步较晚，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去努力，将愧对历史、愧对民族、愧对子孙，抢救性地征集史料并研究出版，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做好纪念馆的工作，对我来讲更是一份份内的职责和责任。纪念馆融进了我太多的情感，在感情上已经割舍不开了。去年10月，我正式退休离开了纪念馆，但今后仍然会加强学术研究，如开展南京大屠杀微观史研究、深入进行300户南京大屠杀受害家庭的调查与研究等，为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