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小传：张维为，著名政治学者。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访问教授，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著有《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触动：百国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等。其中，《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产生广泛影响。
现行的西方民主制度暴露出来一些深层次的缺陷，这些缺陷也许可以被称为“基因缺陷”。如果这些基因缺陷迟迟无法得到修补的话，最终历史可能会证明，今天仍然在国际话语中暂时占有优势的西方民主制度很可能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插曲，甚至是昙花一现。
历史上的西方政治精英，包括美国的国父，在民主问题上都比现在西方的政客要谨慎得多。他们大都倾向于采用“共和”与“法治”来防止“民主”可能带来的“民粹”。但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福山宣布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了“历史的终结”，我们不仅看到了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上的傲慢，也看到了这种傲慢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巨大代价。冷战结束后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胜利者的姿态，以传教士的热情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西方民主模式，掀起了所谓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一时颇有势不可挡的气势。但20多年过去了，第三次“民主化”的成绩单几乎乏善可陈，倒是坚决拒绝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国，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和速度迅速崛起。
西方政治模式深层次的“基因缺陷”是什么？笔者看主要是今天西方民主制度运作中存在的三个预设：（1）人是理性的；（2）权利是绝对的；（3）程序是万能的。
人是理性的？
所谓“人是理性的”，也就是我们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理性的思考，做出理性的选择，投下自己庄严的一票。迄今为止的社会经验和实践都证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极端非理性的。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人非理性的一面甚至更为强化了。不少政客就是充分利用人非理性的一面大打民粹牌，从而获得更多的选票和利益。
美国学者布莱恩·卡普兰不久前出版了一本专著，书名就是《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点出了理性人假设的要害。他指出，正是由于“理性选民”的“偏见”，他们的选票才会被各种利益集团所利用，进而对经济造成损害。比方说，“理性选民”有喜欢高福利的“偏见”，政客就打“高福利”牌，结果西方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陷入了高福利引发的债务危机。他认为民主频频失误的主要原因是选民“理性的胡闹”：多数美国的投票者对政治问题是无知的，他们固有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自己的无知，就把选举搞砸了；因为自己的“偏见”，自己投出的票也带有“偏见”，自己国家的政策最终也带有“偏见”而走上歧途。他认为美国现在要做的是提高民主的“质”，而不是增加民主的“量”，并建议需要“有水准的选民”投票才能解决美国民主制度所面临的质量问题。当然，在大众民主几乎成为宗教的美国，卡普兰的建议只能是一种假设，基本没有操作性可言。
现在西方的政治制度安排基本上把选举国家领导人的任务，每四年或五年一次，交给了选民，而集体意义上的选民和个人一样，都有先天的局限和缺陷，特别是受制于个人的眼界和利益局限，往往无法看到自己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利益。选民非理性选择的主要表现是民粹主义的泛滥。政客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和作秀的能力，就可以迎合大众的短视和局部利益。
权利是绝对的？
“绝对权利”的预设带来的问题也很多，特别是个人权利的过度膨胀和个人责任的严重退化。此外，各种绝对权利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这么多的权利都是绝对的，不容妥协的，不能让度的。这样一来，权利之间互相排斥，小至家庭大至社会的凝聚力都大幅衰退。今天的美国社会就充斥着各种权利互相打架的严重问题：同性恋者的权利与反同性恋者的权利、支持堕胎者的权利与反对堕胎者的权利、信教者的权利与不信教者的权利、隐私权捍卫者与知情权捍卫者的权利都互不相让，互相冲突。“绝对权利”登峰造极带来的危机是美国今天最大的社会危机之一。
哈佛学者玛丽·安·格伦顿在其《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一书中哀叹：美国是全世界权利种类最为繁多、权利信仰最为坚定的国家，但“美国式权利话语的生硬与直白、赐予权利时的挥霍无度、言过其实和绝对化、个人主义至上乃至偏狭，以及对个体、公民与集体责任的缄默”等等，导致了“权利的封闭性、权利拥有者的孤立性，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匮乏”。
程序是万能的？
至于“程序是万能的”这种预设，这首先导致了西方政治制度的日益游戏化：西方民主演变成了以“游戏民主”为核心的程序民主，只要程序正确，谁上台都无所谓。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这种“游戏民主”看来将越来越玩不转。
牛津学者斯泰恩·林根在其《魔鬼组成的民族》（Nation of Devils）一书中探讨了美国政治制度面临的程序困境，比方说，美国的“立法失控”的问题：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使他们所代表的各种既得利益得到照顾，这导致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似乎越来越长。美国税法的长度，“已经从2001年的140万个单词增加到现在的380万个单词”。但如果美国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修宪，而修宪就首先要通过一些程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换言之，改革方案由于程序原因而无法得到“民主的批准”，林根只能感叹：“你怎么能指望病人给病人看病呢？”一个法治社会反被自己僵化的法治程序所害，结果法治社会和程序正义变成了拒绝改革和保护落后的武器，而不是鼓励改革和推动创新的工具。一旦程序正义被当作正义的最高要求，一旦程序正义被绝对化，后果往往是程序非正义和结果非正义。
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其他层面，程序困境也同样存在。经济学家陈平研究了在美国一项发明变成一个产业所要花费的时间，得出了如下的结论：虽然美国在创新和研发方面目前还走在世界前列，但是美国研发的新技术，从试验、投资、游说议会、修改有关的法律规章到生产和营销，平均周期为10年左右，相比之下，中国一般只需要20个月左右，也就是大约美国1/5的时间。
法治和程序正义非常重要，但法治和程序正义本身也要与时俱进。如果它们不能与时俱进，那么一个国家就会越来越缺乏活力。当西方模式横扫世界没有竞争对手的时候，这种活力缺乏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当“中国模式”变成另外一种选择的时候，西方程序万能的模式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在现有西方制度安排下，人非理性的一面似乎被强化了，各种民粹主义思潮得到鼓励，使得西方社会越来越难于“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权利绝对化表现为各种权利的相互排斥和对抗。程序万能使西方民主制度越来越“游戏化”。这三个“基因缺陷”是西方制度改革迟早要正视的大问题，否则的话，西方社会整体走衰的颓势将无法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