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2日，巴西参议院召开全体会议，81名议员就总统弹劾案进行表决，55票支持的结果让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被停职180天，来自民运党的副总统米歇尔·特梅尔出任临时总统，劳工党连续执政近14年的历史恐将终结。
这场总统弹劾案，让巴西一跃成为全球政坛、媒体、学界的关注焦点。外界在分析这场政治角力持有不同视角：有的认为是典型的政党斗争，暴露了代表中下层民众，特别是城乡劳动者的劳工党，与中上阶级组建的反对党之间掌握社会资源的巨大差距，使舆论呈一边倒现象；有的认为是巴西石油公司腐败案的持续发酵，损伤了执政党形象，最终丧失民心；还有的从分析罗塞夫总统执政能力入手，认为其缺乏领导力。
事实上，罗塞夫及所属劳工党的失利早有前兆可寻。早在2013年6月，巴西爆发大规模社会抗议，直指劳工党政策失误。2014年起巴西经济增速放缓，2015年开始衰退，截止今年3月，经济连续5个季度缩水。因此，这场弹劾案并不仅是一人、一党的政治危机，映射出巴西整个社会的动荡，更应从经济层面反思其深层原因。
经济下行凸显一国产业结构性问题
提到巴西经济，经济学界素拿“中等收入陷阱”、“钟摆”现象（经济繁荣之后紧随经济危机）来说理。特别是1975年迈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巴西整体经济和国民生活水平走走停停、反反复复，实质性发展有限。上世纪90年代，以社会民主党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提出的“雷亚尔计划”为标志，巴西进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核心内容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控制通货膨胀、实现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即将更多政府的经济调控功能让渡给市场，暂时解决了巴西当时恶性通货膨胀的问题。仅仅90年代，出售国有企业就给巴西政府贡献了超过70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让当时的卡多佐政府不仅“甩掉包袱”（负债增长战略积欠的外债），同时“装满钱袋”，为后来的改革奠定较好的经济基础。
随着2003年卢拉当选巴西总统，劳工党开启了执政序幕，巴西也呈现出近年来最出色的经济发展势头。卢拉首个任期（2003-2006年）正值全球大宗商品（能源、矿产、农产品等）进出口需求量持续增加的利好期，借助这个“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巴西在出口方面获得了巨额红利。同时，对外大量吸引外资，对内严控财政收支，保证盈余，提高社会补助，降低贫困人口，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由此开启了8年所谓的巴西经济“黄金周期”，国内支持率一度达到近90%。当时舆论纷纷认为，巴西看到了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曙光。
然而繁荣的背后，根植于巴西经济结构性缺陷的致命隐患依旧蛰伏，经济内生动力增长停滞的阴云依旧笼罩。黄金8年，巴西看似兼顾“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然“做大”带来空心化，用“劫富济贫”（企业增税、直接补贴穷人）来再分配，经济红利没有用于真正发展经济。在增长放缓甚至停滞时，采取民粹主义政策，一味承诺或推动再分配以换取民众支持和社会稳定，却未改变已丧失动力的经济增长方式。一旦承诺超出蛋糕本身的份额，受强势集团影响，分配政策必将动摇，弱势群体利益受损，摆脱贫困成为空谈。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将此总结为“中等收入陷阱”。2011年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入下行轨道，“超级周期”宣告结束，巴西经济的支柱——原材料出口贸易——陷入困境，“经济蛋糕”缩水，拖累整体经济。
劳工党执政理念与政策衔接失当
产业畸形升级，过早“去工业化”。巴西经济结构性缺陷其实是历史遗留问题，非劳工党一家之过。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政府大步后退给企业发展留出空间，但也大幅削弱政府对于国内经济的调控能力，无法调控因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带来的结构不平衡。其中，核心问题就是产业结构畸形调整，工业还未发展成熟，却过早实施“去工业化”，导致竞争力落后，发展受到拖累，进而削弱巴西经济的独立性和稳定性。据高盛统计，在改革前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的巴西经济，工业部门创收占GDP的36％左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实施后，经济高增长，但实际伴随着制造业占比下降，即便引起随后执政的劳工党重视，一时也无彻底解决之法，到2010年，上述数据仅勉强能达到15％。
经济增长新动力源建构失败，“资源型经济发展”路线加借贷消费型增长模式失效，服务业低端化发展。面对历史性的经济结构问题，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卢拉政府借助国际大宗商品红利，转变进口替代模式和“举债增长”战略，进行产业转型。一方面发展消费型经济，壮大第三产业实力；另一方面走上依靠自然资源出口的道路。在这一政策导向下，巴西服务业迅速发展，目前比重已超70%。然而，除金融业外，巴西服务业多为商业零售、旅店餐饮等低端行业，简单停留在要素驱动、投资驱动模式，未实现创新驱动，缺乏附加价值。在工业领域，轻视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基础工业，巴西沦为原材料基地，经济对外依赖性和敏感性剧增。当主要出口商品铁矿石的价格结束10年13涨，高位跌落，红利消失，巴西经济增速迅速下滑。2014年跌至0.1%，2015年出现负增长-3.8%，2016年4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跌至7年来最低，企业纷纷裁员。未来预期也不乐观，瑞信更预计近三年，巴西将面对自1901年有记载以来首次经济三连跌。有分析人士尖锐指出，两任劳工党政府都没有在大宗产品红利巨大时善用优势进行彻底的经济结构转型，依旧保持着消费拉动发展、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要动力的经济模式，是其经济战略失误。毫无疑问，空心化的工业体系和低端化的服务业现状必然无法成为今日巴西经济衰退时的中流砥柱。
社会政策过度偏向补贴，人力政策导向缺位。巴西右派政府有着“重发展，轻分配”的传统，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而左派劳工党政府在推进保障民生、消除贫困的政策时，也存在着“重分配，轻发展”的矫枉过正问题。此前经济高速发展期，伴随着优厚的社会补贴和福利政策，大量低收入人群跨入中产行列，但多数选择从事门槛低入行快需求大的低端服务产业，而非需要成熟劳动力和高级人才的制造业。长此以往，低端制造业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劳动力不足的困局，高端产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巴西工业就此陷入生产率低下和生产成本过高的恶性循环中。
继任者罗塞夫政府，应对经济危机出现政策失误。在危机初期不承认巴西经济的结构性缺陷，采取刺激措施，继续消耗剩余“红利”，2014年出现自1995年以来首次财政赤字。2015年经济危机全面爆发后，一边采取了通货紧缩和增加企业税收政策，引发企业界反感，挫伤投资积极性；一边继续维持对低收入阶层的直接财政补贴，大大挫伤了业已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利益和信任。更糟糕的是，经济下行、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又直接影响到底层民众的生活质量，一时间，罗塞夫政府四面楚歌，执政基础动摇，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危机不可避免。
点 评
巴西这场政治危机背后，其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拯救巴西经济。总结过去十几年来劳工党执政的功与过，不难发现，一个执政党需要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在坚持执政理念的同时，及时调整方针政策，使其符合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大环境利好时，劳工党政府未能居安思危，消除经济发展隐患，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反而满足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现状，盲目扩大仅靠高出口收入维系的刚性社会性开支。当大环境出现变化时，又未能及时采取措施，继续贯彻过去行之有效的经济模式，继续坚持以“更多的分配计划”为纲领的执政政策，结局只能是劳工党面临“山”穷“水”尽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