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小传：蔡洪滨，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审计署特约审计员，长期致力于博弈论、产业组织、公司金融等领域的研究，在经济学、金融学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领导完成多项国家部委委托的重点课题。
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名词，并将“人均国民收入是否能突破一万美元的上限”作为是否成功跨越该陷阱的标准。据统计，2015年中国人均GDP已达8000美元，处于中等收入偏上阶段，因此，探索出一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道路成为中国现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
跨越还是停滞，莫衷一是的解释
世界上很多国家没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的某一水平。如拉美的墨西哥，最近30年停滞在10000美元水平；阿根廷最近40年停滞在8000美元水平；秘鲁最近60年停止在5000美元水平。亚洲的泰国、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也都没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则是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为什么有些发展中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能持续保持发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大部分国家却做不到？总结起来，有以下三种解释：
一是政策原因，即研究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采取了哪些经济政策。这类观点认为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采取了正确的经济政策。比如，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崛起过程中，进口替代政策可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国家的政策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而且，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它们的经济政策也并不见得就是错误的。过去30年里，墨西哥经济增长没有什么起色，但对墨西哥的经济政策逐一审视，这些政策看起来都是正确的。所以，政策本身很难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有的却失败了。
二是制度原因。制度学派的学者都公认，要保证长期经济增长，最核心、最关键、最重要的是制度，要有好的产权制度。产权清晰，人们就会积极投资，积极创新。但无论是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还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产权保护方面的做法却并没有太大的差距，因此，这种解释也不完整。
三是结构原因。所谓经济结构，是指经济变量之间的比例。结构论在中国很流行，持此论的学者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经济结构有问题。我曾用尽可能多的经济结构因素与这些相关国家是否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做回归多元分析，但结果表明，没有一个结构因素对是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有直接影响。
效率和公平相互促进是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
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经济学最重要的关系之一。经济学家很早就对效率和公平相互之间的动态关系做过大量分析，比如著名的“库茨涅茨曲线”。
库茨涅茨发现，长期经济增长与公平之间是倒U型关系：起初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不平等水平也很低；当经济开始增长以后，不平等水平加大；到一定阶段，经济继续增长，但不平等水平开始下降。这个理论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以农业社会为起点，农业社会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较低，但相对于工业社会而言比较平等。工业化初期阶段，效率提升，经济增长，同时伴随着不平等的加剧，曲线开始往上走。到工业化中后期，经济进一步增长，效率继续提升，不平等程度开始下降，从而达到效率和公平都比较令人满意的状态。“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往往在工业化中后期，究其原因：一是“刘易斯拐点”出现，劳动力不再廉价，劳动收入增加，供给失衡趋向平衡；二是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三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更加充裕，资源重要性下降，机会更加公平；四是政府的二次调节更加有效，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制度更加完善。
标准的“库茨涅茨曲线”纵轴是不平等的程度，我把“库茨涅茨曲线”倒过来，使倒U型变成U型，再把纵轴改成平等的程度，曲线的含义就变成随经济发展，社会平等程度的变化。U型曲线起点还是农业社会，前半段下行曲线是工业化初期，曲线底部是工业化的中期，后半段是工业化的中后期，社会平等程度随经济发展先下降后上升，这是大致的规律。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发展，都符合这个规律。但是，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发展却并不符合上述规律。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表示，1970年以后西方国家的曲线开始掉头向下，平等程度一路下降。在皮凯蒂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很难避免资本回报率高于劳动生产率的问题，资本收入增长比劳动收入增长更快。
从库茨涅茨总结的所有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到一定阶段曲线应该往上走，经济增长的同时，平等的程度也要上升，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相互促进。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就在于，它们的“库茨涅茨曲线”一直在底部徘徊，没有效率，经济增长乏力，没有公平，不平等程度有时甚至加剧，效率和公平无法相互促进，反而出现效率和公平的双重迷失。
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保持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
2014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上表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曾在2015年4月24日表示，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他称，现在中国关键的任务是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这就要求我国在未来5至7年的时间里，做好全方位改革，解决市场中仍然存在的扭曲。
中国现在的静态不平等和动态不平等都非常严重。各种研究证据表明，过去十年里，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出现了急剧下降的趋势。此外，中国还有自己的特性：我们是从计划经济慢慢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这个转型还没有结束。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公共资源高度集中，一旦出现阶层固化的趋势，速度就会非常快。
因此，现在中国正位于十字路口，未来发展是否能走向“库茨涅茨曲线”的另外一段——实现效率、公平持续促进，经济增长不断提升，公平程度上升，关键是要保持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同时，我们现在还面临的严峻挑战是：过去积累的静态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并存，造成静态不平等和动态不平等的叠加。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会影响未来几年经济增长，甚至会造成未来二三十年都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很复杂，绝对不能简单依靠民粹主义，也不是搞劫富济贫就能解决的。
对于中国目前的情况，首先，要保证基本的社会公平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打破社会机制、政策和体制上的歧视，比如城乡二元体制、市场准入的限制等。公平竞争首先要求保证机会公平，消除体制歧视，包括户籍制度的改革、市场准入和职业市场的限制调整以及公平的劳动力市场。更进一步而言，我们追求的公平竞争并不是简单的法律意义上的公平，而是赋予每个人提升自己能力的机会。所谓机会公平，不是谁最能干，谁就有机会。因为一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有一部分人因为某种原因已经处于劣势，社会应该给这些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对低收入人群进行大幅度的倾斜，才能解决问题，才是公平的。
其次，我们要从物质资本投资转移到人力资本（教育和健康）投资，不仅总量要增加，还要注重消除教育和健康的不平等。我们需要从区内、市内，到省内，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逐级实现教育公平化。同时，要加强健康医疗服务，尤其是农村和欠发达地区青少年健康，逐步实现均等化。
再次，要形成一种文化共识，要所有人参与。中国社会进入关键的发展阶段会面临巨大的经济转型课题，但更大的课题是增加社会的流动性，使社会里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感到有机会、有积极性。只有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才是一个能够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社会，才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链接
库茨涅茨曲线：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库茨涅茨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假说，认为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
刘易斯拐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并指出这一模式可分为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劳动力短缺两个阶段。经济学界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由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后，劳动力工资水平开始不断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