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
博古在总结报告中对第五次反“围剿”，仅仅承认没有打好，在谈到具体问题特别是探讨造成失败的原因时，把责任全部推到客观方面。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用前四次反“围剿”获胜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对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作了透彻而全面的分析与有力的批判。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撤退时的逃跑主义。这样，在会场上就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方针路线。一场严肃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完全摆到了桌面上。会场鸦雀无声，情绪紧张。
关键时刻，王稼祥旗帜鲜明地表示，他完全赞成并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严肃批评了李德和博古军事上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李德等人一再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是少数人甚至个别人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他进一步揭发说，李德进入苏区后，军委的一切工作都由他个人包办，博古只听他一个人的，集体领导已经不存在了，他们还发展了一种惩办主义，对下实行压制，对自己却不做丝毫的批评，又听不进别人一再提出的正确意见，这种恶劣的领导方式，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王稼祥结论式地指出，事实证明，中国的红军和中国的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会议的最后一天，作出了几项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会后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不久，为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又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在战争环境下，作战胜败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存亡，新的“三人团”实际上成为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毛泽东后来常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江苏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杨明点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我们党开始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了成熟的领导集体。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强调“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抓住了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关键和要害。全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党团结一心、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对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坚定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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