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想和大家讨论的主题是：“我们”，如何在一起？这个难以回答又让人期待回答的问题是一个道德命题。我们生活的核心就是“应当如何生活”，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应当”。在中国进入现代化之后，我们发现我们是“应当”的，每个人在道德上都是自由的，但是自由的背后是依赖，我们失去了一种“在一起”的能力，我们只能到网络和虚拟空间中去“在一起”。因此，我认为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不是“应当如何生活”，而是“‘我们’，如何在一起”。
我想论证的问题是我们今天所有人，也是人类文明所面临的一个终极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如何应对生活的道德问题，而是“我们如何在一起”这样一个人类问题。
“我们”，人类文明的真谛
如果回到人类文明的源头，很多复杂的问题就变得非常具体。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一是苏格拉底之死，二是上帝之怒。中国文明的“出场”方式是什么？中国文明有三大谜底，一是孔子周游列国，二是老子出关，三是《论语》和《道德经》同时诞生。要想解开这个谜底，就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孔子周游和老子出关以前的中国社会状态是什么？
中国神话和古希腊神话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神话非常通俗，当西方人在朦朦胧胧地谈“力”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在探讨因果关系了。所以说西方的第一个哲学家是泰勒斯，他的第一个哲学命题就是“水是不是好的”，但就在这之前300年，孔子已经说了“仁者人也”，所以中国神话比西方神话最大的特点就是早熟，中国神话最大的特点是充满了对冲力，西方神话中最浪漫的是丘比特，中国神话中最浪漫的是嫦娥奔月。我们对这两个神话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中西方文化中最大的不同。每一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道德行为负责任，这就是中国神话和古希腊神话最大的不同，叫做“崇德不崇力”。于是我们发现，到了商代西周的时候，人们就提高了觉悟，叫做“得者，德也”。而在神话中没有这样一种抽象的道理，它只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向人们传递了一种文化和一种信念，但是到了西周时，这种信念达到了一种自觉，可是到了春秋时期，马上就土崩瓦解了。春秋时代是一个社会失序、行为失范、民不聊生的时代。孔子为什么周游列国，他完成的一项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克己复礼为仁”。我们今天争论《论语》当中的核心概念到底是“礼”还是“仁”，因为人们会说在《论语》中，“仁”出现了109次，而“礼”只出现了75次，于是认为“仁”肯定高于“礼”，这是经不住考据推敲的。我们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孔子从来没有称赞过谁是仁人，“仁”是他的一个最高的选择，所以他说“仁者无敌”，“仁”是一个最高境界，但这个境界是达不到的，所以“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的全部目的是回归到礼，即“礼”的伦理次序，“礼”的伦理实体。“仁”是道德，“礼”是伦理，道德服从于伦理。
老子为什么出关？因为他对这个世界要比孔子看得透彻。他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我们看到春秋时代所有的混乱，所有的结构，就在于这样一个实体的状态，一个“大道”的状态终结了，我们如果能回到这样一种“大道”的状态，所有的问题就都能解决。所以，孔子所讲的那些都是小智慧，所以老子要出关，但是他出的不是函谷关。当时老子的名气大到连守关的将军都知道，老子非常有学问，一定不能让他出关，一旦让他出去，就会把天下所有的学问都带走了。于是就把他拦在关内，老子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写下了一部不朽之作——《道德经》。而孔子不同，他在周游列国时，被追赶得惶惶如丧家之犬。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是《论语》而不是《道德经》，成为了中国人的“圣经”？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思考。要谈智慧和学问，《论语》丝毫不能和《道德经》相比，《道德经》还是一个有体系的论著，而《论语》毫无体系，《道德经》要达到最高智慧才能读，而《论语》一般智慧就能读。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们到庄子那里去寻找答案。我们今天都非常欣赏一句话，叫“相濡以沫”，而庄子并不这样认为，他说，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他要的是道德自由。但是中国人早就把这种道德自由忘记了，中国人所念念不忘的是“相濡以沫”，这是一种文化的选择，是一种文明的选择。中国人选择了伦理和伦理认同，而没有选择庄子所认为的那种道德自由，这就是《论语》成为了中国的“圣经”，而不是《道德经》。因此，我们从中西方文明的两大事件就可以发现，人类文明的本质状态是什么，不妨用宋明理学的一个命题来表达，叫做“理一分殊”。在人类文明之初，无论是苏格拉底之死还是上帝之怒，无论是孔子周游列国还是老子出关，都是人类文明中的一场分离和建构，一方面人类文明不可挽回地从原初的一种实体状态中分离出来了，另一方面就有上帝、苏格拉底、孔子、老子都非常顽强努力地想要回到最初的实体状态，回到原本的家园，所以西方人经常会说“回到古希腊”。
任何学问都是人的学问。回到人本身，我想问一个问题：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以一声啼哭来向这个世界报到？这个生命是在一个生命的肉体上成长起来的，是从一个实体当中分离出来的，于是这个生命最熟悉的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母亲的味道。辜鸿铭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是驯化而来的动物，西方人是没有驯化的动物，没有驯化过的动物，动辄就抱，中国人经过驯化，不需要那种抱，于是中国人发明了一个词，叫做“关怀”、“关心”，我们不需要在行动、肉体上去拥抱，那就在心里拥抱，这就叫关心和关怀。在这个基础之上，生长出了一个哲学概念，叫做“爱”。我们发现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伦理都是从“爱”出发。“爱”是什么？用一位哲学家的话说，“爱”的本质就是一种自然的感觉，“爱”的感觉就是不独立、不孤立。“爱”不是理性。在人的身上，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理性，一个是情感。理性是强大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而情感让人美好；理性让人独立，情感让人不独立。人身上所有的强大，都来源于理性；人身上所有的美好，都来源于情感。爱的本质就是不独立，正因为它不独立，才可以成为伦理和宗教的起点，爱让我们回到家园。那么我们从这里就可以得到一种启迪：不是“我”，而是“我们”，是人类文明共同的基因，也是人类文明的真谛。那么我们如何达到这样一种真谛？通过伦理，或者通过宗教，宗教或伦理成为我们人类精神的家园。
“我们”，能否共生存？
现在我们来看看现代文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今天只给大家讲故事，不讲高深的学问，因为我总觉得“专家”和“大家”是有区分的，“专家”是用大家读不懂的话讲大家读得懂的道理，所有的“专家”都是“多言巨人”，是“深刻的骗子”。而“大家”是用大家读得懂的话讲出大家读不懂的道理，这些人不需要那么装腔作势。季羡林拖着一双布鞋在北大校园里走，即使是一个卡车司机也能停下来喊他一声“季先生”；王国维系着一根破草绳，拖着一个小辫子，可是在北大的讲台上讲“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被胡适先生称作“火腿肠”，被鲁迅先生称作“东风先生”的王国维，竟然能讲出那么美的东西来。
现代文明在中国和西方分别发生了两件事，一个就是“尼采之疯”。第一个千年是人类从实体中走出的时代，非常纠结，人类所有的美好就在于刚刚从实体中走出来，还带着实体的余温，对实体还怀着无限的眷恋，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就像现在深秋到了，冬天来了，我们从被窝里出来，还带着余温，但是即使是上厕所，也不要时间太长，否则会着凉的。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在古希腊，在春秋时代，我们才刚刚从实体的被窝中走出来，还带着那种余温、向往和回味，在追寻着但是又不可挽回地走出来了。到了新的千年，在西方，有一个人忽然宣布上帝死了。可是，我们忘记了一个问题，尼采一宣布上帝死了，他自己就疯了。尼采是在40岁生日的时候宣布上帝死了，从此以后他自己就疯了，而且从来没有醒过来。尼采活了56岁，他40岁以后的生命是非常悲惨的，你们去读他的《瞧！这个人》，他反反复复地强调同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这么聪明？”“我为什么这么智慧？”“我是一颗炸药，我要把这个世界炸掉！”很难想象，那样一本小册子，能写得那么震撼人心，所以我就反反复复地琢磨“上帝之死”与“尼采之疯”的关系。有人说，“尼采之疯”是他的家族使然，因为他的父亲也有神经病，他是宫廷里的医生。但是我觉得这种解释缺少文化，尼采解构了一个轴心时期，他找不着家园和归宿，他毁灭了这个世界，但是却不能建构一个世界，所以尼采必须疯，尼采也只能疯。如果尼采不疯，这个世界就疯了。
20世纪是一个伦理大发现的时代。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一位启蒙学者陈独秀说过：“伦理之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大家注意，陈独秀讲的不是道德觉悟，而是伦理。在西方，到了50年代，他们的伦理觉悟总是比中国人慢一个节拍。西方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叫罗素，他向人类宣布了一个伟大的发现，他说：“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走到了一个历史关头，人类在种族上的绵延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学会伦理思考的程度。”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伦理绝不是德育课上告诉大家的“你要怎么样”，而是人类的大智慧。那么问题在于，今天有没有达到这样的伦理觉悟？自从上帝死亡，自从“孔家店”被打倒，人类的危机就一直在蔓延着。在20世纪中期的时候，法国学者图海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否共同生存？”而在中国，梁漱溟先生提出了一个疑问：“这个世界还会好吗？”这本书翻译成英文就叫做《人类还会有前途吗？》。
“我们”，学会在一起
现代性的危机让我们去严肃地追问一个问题：“我们的世界缺什么？”人类文明的中心问题是“我们，如何在一起？”但是“我们”中的“我”，在中西方文化中有各自的诠释。中文中的“我”，是一个人拿着武器保卫自己的庄稼，这是什么意思呢？本来这个世界是没有私有制的，大家是住在一起的，忽然有一天，一个人站在一块肥沃的土地上向全世界宣告这块土地是我的，谁来我就跟他干，所以说，“我”就是画地为牢，拿着武器保卫自己的庄稼。到现在为止，为什么说南海是我们中国的，为什么说钓鱼岛是中国的，最主要的根据是谁第一个发现了这个地方，谁第一个站在那里说这个土地是“我”的，这就是“我”的本质。而所谓的“我们”，就是人走进了一个门，而最重要的门就是家。在西方人那里，最重要的实体是上帝，是伊甸园，在中国最重要的实体是家，家就是“共财共彘”。人从家庭里走出来，就走出了实体，成了一个私民。大哲学家黑格尔就说人是被抓着辫子从家庭里揪出来的。所以在英文中，最简单的词是“I”，是一根棍子，我们是“We”，“W”是四根棍子，人类文明最大的难题就是怎么由一根棍子变成四根棍子。人生中的三大缘，血缘、地缘、学缘，这三种缘是不可选择、不可建构、具有永恒意义的，所以说它是神圣的。
现代文明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就是：“我们，如何在一起？”“我们，能否在一起？”那么我来简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要在一起，需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就是伦理的条件，用古希腊哲学家的话讲，伦理就是灵长类生物长期生存的可靠的居留地。在中国，什么叫伦理？一颗石子被扔到水里，激起一个个的涟漪，就叫做伦理。如果我们把孔子比作一个石子，这个石子被扔到水里之后，这个涟漪一直扩散到他的第76代后人孔令辉这里，这个涟漪就是实体。第二，就是精神条件，精神的特点就在于，一是出于自然而高于自然，二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王阳明曾说：“凝聚为精，流行为气，妙用为神。”所以我总是要我的学生用哲学的方法去读《西游记》，因为《西游记》里面所有的“精”都是普遍物的化身，只是他们呈现出来的个体有所不同。在八仙过海中，所有的人都是仙，铁拐李落到了一个瘸子身上，于是他就成了铁拐李，但是你不要藐视他，因为他是一个普遍物，是一个仙。但是精神和理性最大的不同在于理性可能是一种优美灵魂，而精神一定是知行合一。
我们对待先人和传统的态度，使我们今天已经不能和先人在一起；我们对待残疾人、我们的同胞，使我们不能和我们的同胞在一起；我们对待自己的态度，我们总认为西方人好而自己不行，使我们已经不能和自己在一起。我们已经不能和先人、同胞、自己在一起，难道不能说“我们”已经发生了一场危机吗？于是，我们需要来一场终极启蒙，那就是“学会在一起”！为了学会在一起，我们需要从“你”、“我”、“他”、“你们”、“他们”回归到“我们”！为此，我们需要三个终极期待，期待一次伦理启蒙，期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精神洗礼，期待一场回归传统的“回家”的努力！
（感谢南京大学仲英道德讲堂支持）
责任编辑：陈伟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