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精神命脉，具有巨大包容性和强大生命力。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关注现实人生。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学术层面，主要是儒释道。作为文化层面，主要是诗书画。儒释道三家应该说也是聚焦人的，儒家主要讲修齐治平，成贤作圣；道家讲全性葆真，长生不老，佛教讲明心见性，顿悟成佛。某种层面上讲，道家是养生，儒家是修身，佛家主要是治心。不管养生还是修身还是治心，都是做人的学问。而被誉为中国文化的冠冕的诗书画，诗主要是抒发心志的，书画则是涵养性情的。
儒学，我在一定意义上把它归结为“人学”。郭沫若对孔子有一个评价，说孔子的最大贡献就是“人”的发现。在孔子之前，中国思想界的主要思想聚焦在“天”。孔子是第一个把视野从“天”转向“人”，远天道，近人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的从“天”到“人”的转向，也就是郭沫若评价他最大的贡献是“人”的发现。而孔子之后，作为主流学派的思孟学派，也是聚焦于“人”。所以我把儒学在某种程度上归结为“人学”，并且这是一个体系相对完整逻辑相对严密的思想体系。
儒家主要是讲三个问题。第一是何谓人？第二是怎么做人？第三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何为人？孟子有句话很经典，也是对人的一个界定：“人异于禽兽者几希。”也就是说人跟禽兽的差别是非常之细微的。这个差别在哪里呢？也就是说人有“仁、义、礼、智”四端，禽兽没有，仅此而已。人是有“仁、义、礼、智”四端的禽兽，这是对“人”的界定。至于怎么做人，这应是整个儒学的最核心的一部分。
我把儒学的“怎么做人”归结为一个中心，三个关系。一个中心就是以自我修为为中心。三个关系，第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际关系；第二是人与家庭的关系；第三是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这是整个儒学在回答“应该怎么做人”所重点论述的问题。
一个中心，自我修为。自我修为，在儒家思想里面，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为仁由己，这是由思孟学派一直发展到理学的一条主干，例如“吾日三省吾身”，化性起伪，变化气质等等，都是围绕为仁由己。二是刚健自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个体对自己的要求。
三个关系。第一，人际关系。在《论语》中：“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也就是说，孔子用来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忠恕”。何谓“忠”？“尽己”曰“忠”。何谓“恕”？“推己及人曰恕”。“忠”后来实际上被误读。“忠”应是对自己而言，对朋友，对单位，对国家，对社会，你是不是竭尽所能？“尽己”之谓忠，是对自己的要求，每个个体对自己对事业对单位还有对国家，都要尽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恕”就是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被联合国确定为最普遍的伦理原则。不论哪一个人，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都适用。你自己不要的，不要强加给别人。“忠恕”这个原则，在人际关系上，不仅适合于整个古代社会，在今天也同样具有非常强的现实价值和积极意义。
第二，人与家庭的关系。儒家思想实际上是小农经济跟宗法社会的产物。宗法社会的细胞就是家庭。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跟家庭的稳定息息相关，而家庭的稳定，跟小农经济息息相关。家庭关系处理的好不好，能不能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整个社会的稳定。《论语》的开篇《学而》就讲：“孝悌也者，为仁之本，本立而道生。”也就是说“孝悌”是整个“人学”的根本。而“孝悌”的原则，随着时代的变化，内涵会有变化，但在亲情之所依、血脉之所系，这一点上古今是一贯的。这个原则在今天，在有家庭存在的社会里，同样适用的。当然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它的内涵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经济上，古代社会、宗法社会，整个家庭不单是亲情血脉的所依所系，而且是整个经济的共同体。所以这也是古代家庭比较注重生男丁、维系家庭的基石。随着社会的变化，特别到了商品社会之后，经济对家庭的作用应该说相对被削弱了，甚至有人在成立家庭前就已经财产公证。由于进入了市场经济，跟小农经济时代差别很大。但就亲情和血脉这一点，作为精神港湾，家庭还是一直在起着作用。只要家庭还存在，“孝悌”原则还是普遍适用。
第三，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这一点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儒家在处理人与社会、国家关系的最基本的原则。第一句话是范仲淹的那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忧患意识。第二句话就是顾炎武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是担当意识。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能形成这样生生不息的一个共同体，并且不断地壮大，跟这一精神息息相关。也许在平时不一定表现出来，但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候，这种精神就体现的非常明显。儒家的担当精神、社会责任感，在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我们国家，不管是在五胡十六国，还是在南北割据时期，几次外族入主中原，最后，都会回归一统，甚至“蒙元”和“满清”被同化了。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在中国能不能维持住统治，能不能站稳，在相当程度上是看统治者能不能用儒家思想来治理天下。康熙、乾隆造就了“康乾盛世”，这一点他们做的比“蒙元”要好，所以国运就比较长。
天人关系在儒家思想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所讲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应该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学问。而儒家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始终在“天人合一”的大框架下谈道德做文章。孔子企图把人的视野从“天”拉到“人”，但实际上并没有实现。思孟学派就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尽心知性以知天”，又把人道归结于天道。董仲舒提出天人合德，“天人感应”。宋明理学家认为天理人欲，天道人道，都是打通天人的。而在整个小农经济和宗法社会中，在客观上是不可能割裂与“天”的关系，只能在这个大框架里面谈道德做文章。任继愈先生在1982年的一次科研会上提出，儒家实际上带有相当程度的宗教的功能，或者说是准宗教的功能。儒家思想中，如《论语》里的“慎终追远”，《易经》中的“神道设教”，《春秋繁露》中的“天人合一”，都带有准宗教的色彩。中国人的宗教诉求相当程度上被儒家满足了。
总之，儒家的思想，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纳成做个好人，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做一个有超越精神的人。冯友兰认为：“求理想生活，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也是儒家哲学精神所在。”并且他概括儒家有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也就是我们讲的超越精神。儒家有超越功利的智慧，如果可能的话，力争做一个有超越精神的人。当然，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儒家思想，自然有其时代性和局限性，我们对其应始终坚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
（本文是赖永海教授2017年4月18日在群众杂志社与省社科院合办的名家讲堂讲座的内容选录。陈伟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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