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罗传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哲学研究》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道德是人类作为高级群居动物基于本能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自觉意识，它由各种规约、禁忌和共同观念组成。
中国的现代化如果从19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算起的话，到今天也有一百多年了。这期间可以说一波三折，异常艰难，有战争，有停滞，更有一波一波关于中西思想上的对抗和论战，焦点集中在传统与现代的价值选择和社会结构的变革上。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解放了生产力，人民生活得到很大的提高，在这个层面上是非常有成就的。
改革进入深水区，就是要触动利益，触动制度，触动整个社会结构最核心的部分。在这个时候，我们面临一种困境。如果全面来看，我们离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很遗憾的是，当我们刚刚有了一些发展和进步的时候，滋长出了一种保守者的倾向；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出现了一股拒绝现代要回归传统的保守主义思潮。表现在伦理上就是借复兴传统文化来重新提倡一些旧礼教旧道德，以及一些明显和现代价值不相符的观念和行为，在我看这显然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也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这提示我们，在思考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时，我们一定要有历史眼光，提倡大历史观，既要看到中国一百多年现代化不可逆转的趋势，更要放眼世界，看看这几百年在西方，在世界都发生了什么。只有看清这些，你才能够明确，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才能够正确面对我们的传统，看清我们的方向。
工业革命爆发和世界现代化进程加速
一个世界性的巨变，开始于18世纪中叶。由于蒸汽机的发明，大机器生产，引发了当时欧洲社会深刻的变革。大机器生产，改变了过去那种简单的一家一户或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由于这样一种改变，形成了一种新的市场，而这个市场要向海外发展，所以引起了资本向海外的扩张。正是因为资本向海外的扩张，整个世界连成了一个整体，古老的东方也就被纳入到了世界体系之中，这就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都一直强调的。在此之前还有国别史，还有孤立的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的发展，但是自从资本向海外扩张形成市场之后，资本的本性是要赚钱的，追求利润的，哪里有钱它就会到哪里去，就是这种资本的力量把世界连成了一个整体。以前的世界史是国别史的一种合集，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成为真正的有着内在联系的世界史。到现在，也有一百多年了，在此期间，还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甚至现在已经达到了工业4.0。技术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是以一种完全不能想象的力量向前推进，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的发明，第二次工业革命最主要就是电气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原子能、计算机、互联网、空间技术、生物工程等，一次比一次猛烈，一次比一次改变世界，以至于现在的世界就是一个地球村。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可以在第一时间知道，只要有互联网。面对这种技术进步带来的世界的变化，走孤立主义的，保守主义的道路，可不可能？所以，如果以一种宏观的、动态的、理性的眼光来审视世界的话，就会发现，人类近代历史，它实际上就是由一个商业资本的逻辑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化的过程。全球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应该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它是在资本的推动下形成的全球一体化，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过程。这个过程按照现代化的理论，是有先有后，有原发有后发，有中心有边缘，是逐渐像涟漪一样扩散的过程。其实这一点从我国就可以看出来，自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发展是从中心开始的，然后一步一步地扩大，这和世界的整个发展是一样的，有中心有边缘，有先有后，把世界连为一个整体。这个过程，福山有一个描述，非常形象，他说人类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行走在现代化道路上，就像是一个马车队，有先有后地朝着一个方向而去。有人把这样一种快速变化的现代化过程描述为高速公路，在高速公路上你要是想用牛车去赶，肯定是不行的，如果反着走更是不行的，要逆行也是不行的，用牛车去追也是追不上的，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处境。
按照现代化的发生来说，毫无疑问，欧洲大陆是资本主义的源发地，发展相对来说，要平缓一些，前后连续性要好一些，而且其本身有某种自调节机制。欧洲大陆社会变革，从政治、经济到宗教文化、社会心理，它是从各个层面形成了一种联动的配合效应。最后整体上完成了变革的目的，但是我们是处在一个后发的状态下，没有这么幸运，因为我们变革的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所以比较被动，转型尤其困难。在西方原发的资本主义状态下，也有冲突，但是属于自发的，自发有很多配合的自我调节的机制，而我们在好多情况下，它是被动的。
推动转型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一百多年前，当时我们国门被打开的时候，整个国家救亡图存成为时代性的命题和任务，那是被迫的；而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发展不能满足群众生活需要，所以说要解放思想，重新打开国门。重新启动现代化这个过程，带有一种被动性，而且是开还是不开，改还是不改，中间的矛盾、斗争、纠结、博弈，异乎寻常的尖锐和复杂，正是因为这样矛盾的困境，很多问题上新旧交织，让人看不清方向。比如我们往往把最近几十年发展同时所带来的那些问题，当作现代化的问题，认为是现代化的弊病，但是恰恰没有看到，这其实可能是因为改的不够所造成的。比方说，环境的问题、污染的问题等等。
科技，其实是双刃剑。你怎样去对待它，现代化的物质条件，一定要有现代化的人去享受，才真正能够让现代化的成果造福人类，这是基本的认识。还有现在很多问题，诸如腐败、道德信仰缺失、环境的恶化，我们都把它当作是因为现在改革开放，物质太丰富了才有的。于是很多人保守怀旧，想通过恢复传统文化，去解决问题，这实际上走了一条与整个现代化方向相反的路径。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到了反思的时候。我们提弘扬传统文化，当然有积极的一面，能够凝聚民族精神，振发民族创造精神，这都是挺好的，但是，我们就把很多和现代一些价值观念和现代性要求背离的部分，也往往当作是一种有利的事情去推动，可能就有问题了。
现代化和民族化并行不悖，这是对的，因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各个民族都在推进，但每个民族带有自身文化特色，所以现代化呈现多元的状况；但是，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如民俗文化，在猎奇的意义上讲是如此，但是，越是民族的，就越要分清，它往往可能是和现代的精神、价值背离的。因为一定社会所形成的道德礼俗，它是与这个社会的政治结构往往是同构的。
推动道德转型面临的问题
明确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价值取向的不同，是我们对传统文化做出判断和分析的前提。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与古代的以宗法、等级为土壤的传统社会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它主要不是靠道德起作用，当然道德也很重要，但是它主要以满足市场需要的平等交换原则和契约原则作为维系社会的纽带，由此伴生一些与之协调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规则，我们现在讲自由、平等、公正、人权、互利等，这是今天的现代道德。要对今天个人的权利进行保护，对公权力进行限制，只有这样，资本市场才能良性运转而不至于落为抢劫之地，不至于成为丛林的法则。这不仅仅是个人性的问题，在现代社会很多思考的问题是跟古代不一样的，古代讲道德伦理，今天你光讲伦理道德，它是很苍白的，我们可以去要求，提倡，进行自我的提高和修炼，都是必要的，但是真正让它在社会层面起一种保障性作用的，是制度的建设。真正把那个权力关进笼子，而不是让一个人去面对诱惑。人性面对诱惑的时候，往往是经不起考验的。
市场、经济本身会内在地要求权利和公正，但是，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今天讲儒家和传统文化，如果要在现代发挥作用的话，必须要面对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发生的问题来进行一个自我调整和转换。如果能够转换成功，能够应对这样一种现实的挑战，传统文化不用提倡，它也会深入人心，比方说现在迫切需要面对的这些问题，如权利、权力的边界及相应的道德体系怎么建立，财富的创造机制和私有产权的正当性问题，这是我们现代社会的新问题。以前儒家在宗法农业社会，在“利”和“益”，就是在这个关系上，是贬义，这里是抑“利”抬“益”的，重农抑商，是适合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今天儒家面对社会市场的问题，财富创造问题，私有产权的问题，怎么解决，既是政治问题也是伦理问题。伦理问题有一定的独立性，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促进的，但是，很多问题如果不通过政治制度和社会的变革来解决的话，伦理也发挥不了作用。
总之，一百多年前开启的现代化，应该说，还没有交出一份完整满意的答卷。而事实证明，我们答题的时间越拖越被动，代价也更大，因为迫切的问题没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问题又在叠加，矛盾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是从我们自身来看；然后再从全球来看，今天已经是全球化时代，几乎所有问题都是国际问题、全球问题，比如环境、资源、核战争、地区冲突、极端民族和宗教问题等等，都使国际社会充满着矛盾，而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是需要放在现代政治框架和全球伦理视野下来面对和解决的，今天的地球村就是一个新的共同体。伦理就是一个共同体的认知，今天，我们的共同体发生了变化，虽然是以国家为单位，但是经济的发展，市场已把全球融为一体。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要面临的问题。
（感谢南京大学仲英道德讲堂支持）
责任编辑：陈伟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