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鲁敏，新生代女作家。1973年生于江苏东台，18岁开始工作，先后从事过邮局营业员、秘书、企划、记者、公务员等职，25岁开始小说写作。现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读者最喜爱小说奖等奖项；出版《六人晚餐》《九种忧伤》《我以虚妄为业》《此情无法投递》等多部作品，许多被译为德、法、日、俄、英、西班牙、意大利、阿拉伯语、韩语等文。
许多人对作家感到好奇，因何而起？又如何创造角色？回溯自己成为作家之路，我想告诉大家，不管小说怎样虚构，它最根本的还是体现、映射出人间与人性的色彩。
我为什么非写不可
作家为什么非写不可？也就是说，某一个个体，和文学之间的必要程度到底有多高？我一般拿自己的经历做例子来讨论这个问题。
最起初，我和写作一点关系没有。我一开始学的是通信管理，我在江苏的乡下长大，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获得城市户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小时候成绩很好，中考成绩是全市第四名，但家里人出于各种实际的考虑，把我填好的高中志愿改成了中专，我认为这导致我这一辈子没有上成高中，更没有上成大学。我后来去了邮电学校，第一件事就是查字典，想看看我将来能不能做一个知识分子。当时《新华字典》上给的定义是：小中专以上的知识程度可以叫做知识分子。于是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小中专生，很勉强地算一个小知识分子。所以我上邮电学校的四年，一直在自学各种各样的课程，借我同学的高中教材过来看，有一种对课本知识的病态追求。当然，我最终还是按部就班、像所有和生活妥协的人一样开始工作，在南京新街口邮局做营业员，卖邮票、拍电报、订报纸，我做大替班，所有柜台的业务我都会，确实也挺简单的。
1992年的一天，有个人跑到柜台边，轻轻地说，我想要买一张古人对弈图。我抬头一看，是苏童，我立刻认出了他。当时苏童老师的一个作品《妻妾成群》正改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国际上特别火。南京城所有的电影院都有大海报。而且我当时也已看了苏童老师很多作品。但见到并认出他的那一刻，我心情很复杂，我没有表现出我对他的认识，只是很普通的，或者说态度比一般的时候还要冷淡地把邮票卖给他。因为我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悲哀，我这么喜欢文学，可我这一辈子跟文学最近的距离，是不是就是坐在邮局柜台下面卖一张邮票给苏童。
老实讲，这个小故事我在多个场合讲过，因为经常被人问起，我发现人们好像挺喜欢这样的故事，听上去有点儿不知是励志还是什么——事实上我自己并不喜欢。那个阶段，我很不安于生活本身，很不快乐，没有方向感，那代表了我最早期的一个状态。
但不管怎么说，在邮局工作的那些年，确实有一些小事情，让我认真地考虑起来，也许我真的可能比较适合写作。
有一次，我做国际长话柜台，当时打国际长途电话，是一个一个格子间，离柜台比较远的地方，无法监控到对方打多长时间，还是打哪里，所以得先交押金，50块钱或者是100块钱。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有人给我50块钱押金，可最后我给了他100块的回执，并最终依此来退钱给他，到晚上结账发现不对。上世纪90年代初期50块钱是很大的一笔数目，大半个月的工资。后来带班师傅说我带着你去找他家。记得当时已经是烧晚饭的时间了，一开门就闻到了饭菜的味道，还有酱咸菜的味道，还有不知道什么烧过头了的味道。家里到处放着衬衣、鞋子、包什么的，是一种被外人突然闯入、来不及收拾的场景。我记得我站在门口、踏半只脚进去，有种被这一场景所击打的强烈感觉，我只管由着我师傅跟对方交涉，心里非常无谓地想着，那50块钱算什么啊，找不找得回来随他了。我只要有这一幕场景就好了。这里头，不知有什么东西，让我觉得很动人，很真实，但是又很悲哀，我也说不清楚。我觉得我很愿意，无数次地以不速之客的方式闯入别人的生活。当时我其实也不是很明确我为什么这样痴迷这个闯入的瞬间，但印象之深，我到现在都记得，我记得我那样由衷地感到高兴，因为那50块钱把我带到了这个地方。
我在邮局那15年里，还做过劳资统计员、行业报记者、秘书等。秘书做到第八年的时候，有一天在办公室，我从17楼的窗户看外面，看到下面很多人的头顶，我的想象力又开始发作了：这些头顶，可能是幼儿园老师，可能是警察，或者是小偷，或者是送水工，各种各样的人在走。我觉得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人，我跟他们所有人一样走在下面，我的头顶跟他们所有人的头顶一样。像在大海里面沉浮一样，我觉得我不能忍受在这里写公文了，我要到人群里面去，我要找一根绳子，通往下面走的每个人的内心去。我不想在这个办公室里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我觉得绝不应该像一张薄纸一样，把我的人生走到头。我应该纵身到下面，很贪婪地拥有每个人的人生。正是这种贪婪让我觉得我应该写小说。
作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常常在想，人们所听到、所看到的作家这个形象，很有可能是在传播意义上或者说是在出版意义上的。其实在公共场合出现的作家，我个人觉得是作家写作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作家80%的时间会处在两种焦虑状态：其中一半即40%处于没有灵感的焦虑，另一半40%是属于有灵感、但对于灵感没有处理好的焦虑。还有20%，甚至要再少一些，这才是你们所看到的，好像出现在公共场合或者是签名售书、演讲、阐述自己的写作、回答公众认为作家应该回答的问题。他们有的时候会问作家，你怎么看待网红？怎么看待碎片化阅读？怎么看待这个社会的啃老族？怎么看待某某新闻事件——就好像作家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
其实，作家哪儿有那么能干呢。我所认识的大部分作家，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可以解答全部疑问的好像“全科医生”那样的人，实际上，作家本身就是一个自己怀有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以写作来迂解的人。所以作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好像是最佳外语片《逃离德黑兰》，里面有个间谍，在谈他这个职业时，他给自己打了一个比方：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就像矿工，我在矿下劳作时，满手都是黑的，但到了地面上的时候，即使我以为我把手洗干净了，我知道我的手指缝里面还有黑的煤残留着。我永远洗不干净自己。我觉得作家也是这样的，写作这件事，是他指甲缝里永远洗不去的胎记式的伴随。
作家似乎是过着雷同的时光，休息或者工作是没有什么区分的。作家也像很多人一样喝茶喝酒、看风景、发呆，但他实际上真的获得了休息吗？在这样的时刻，在他的心里，总还是有一个很警惕的小人儿在站岗，甚至有可能是很鄙视地站在不远处瞧着这一切，在怀疑这是否就是生活的真实，又或者在质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资格和大家一起吃喝玩乐。看看，这就是写作者，他貌似休息，但他可能比工作的时候还要不安和软弱，永远处于一种精神的备战状态。
所以，我在想，作家可能是一个自带悲剧因子的生物，因为他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最起码我个人是这种感受，是受灵感所奴役，决定生存感与愉悦度的是灵感，而不是别的。
《奔月》就是来自于对生活的质询
我新近出版的《奔月》，跟前面几部作品的创作路子不太一样。在生活中并没有像这部作品里面这样具体的、影像式的反射，只能说是曲折的、混合的一种来自生活的诱因。它最深层次的动力来自对生活的质询。
不知道读者朋友有没有想过，你们对现在生活中的每一个选择、所达到的每一个目标和获得的每一种占有，是有着非常确定性的感受，还是说带有着怀疑，觉得可能是一种偶然性：你选择这个专业而不是那个专业，选择的是这位导师而不是那位导师，你跟这个姑娘成了恋人，而不是另外一个。生活中的事件，虽然是你千方百计经营而来的，但并不见得是我们人生中最恰如其分的选择，说不定只是一种物质文明标准化之下的“高度复制性”。你和你的邻人是一样的。你和你的同事是一样的。你和另一个城市的某人是一样的。你们家冰箱里放着同一个牌子的花生酱，孩子在上同样的奥数培训班……你过的不是你的生活，是高度复制下的模具式的生活。
我怀疑很多人会有这种疑惑。《奔月》实际上就是人对自我存在与自我身份的永恒质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人生是转瞬即逝的、随时可以终止的。对每个人、每一个个体都是这样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很虚妄的。但这并不是悲观主义，如果你能看到、明白、牢记到一切都是无为之为，才可以认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本质的部分，而不在意其表面化的泡沫的部分。我只会去关注到自己想要做的那些事，在这微渺的一生里，过一个相对结实的生活，做我最愿意做的事情、并且用最认真的态度去做。所以虚妄是我的世界观，一个积极的世界观，可以让我更专注、更有激情地去写作。
同时，这也算我写作上的一个方法论。我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以虚构的手段在写作，虚构我认为是具有巨大的空间也有巨大的力量与难度，但不管怎么样虚构，它最根本的还是体现、映射出人间与人性的色彩。
现在我经常碰到年轻人来问这个问题，说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建议，看我适合不适合抛弃现在的生活去专门写作？其实这个判断最终肯定会由他来做，但以我个人的经历来看，除了技术上（大量阅读、必要的写作训练）、经济上（如果一无保障，我觉得还是要三思）等通常的考虑之外，我觉得一个人的天性里，要有点戏剧化和神经质的部分，可能会更有利于写作。包括从我与同行交流的体会来看，多少也是会有这种特点。神经质的部分用得好的话，会成为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作家，当然到后面，神经质的这部分也会慢慢消耗掉，那也会需要别的东西来刷新和支撑。
责任编辑：张 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