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多年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中国共产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在这些接续奋斗的一代代共产党人中，周恩来同志是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同志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之初时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到临终前依然唱着“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纵观周恩来同志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历程，在他心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如磐石。
推求比较 确立信仰
信仰的形成从来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在理性思考基础上的自觉选择。周恩来选定共产主义信仰，是个人推求比较后的理性选择，是合乎规律的历史选择。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于淮安，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幼年的周恩来，在淮安接受了传统教育和文化启蒙。1910年，周恩来离开淮安到东北求学，实地感受了日俄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认真阅读了陈天华的《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等进步书籍。这也激发了他救国救民的情怀，他决心“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914年3月，周恩来与同学张瑞峰、常策欧等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并在会刊《敬业》第四期发表的《送蓬仙兄返里有感》的诗中写道“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后来，他更是立下了“面壁十年图破壁”的远大志向。
1917年，他东渡日本前夕，为同学写下了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旅日及“五四”时期，周恩来阅读了很多介绍共产主义的著作和刊物，后因在天津向行政公署“抵制日货”请愿而被捕。在狱中，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认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思想颤动于狱中”。
为了寻求真理，探索救国之路，1920年11月，他远赴欧洲勤工俭学，并实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现实，进一步了解欧洲各种改造社会的学说和主张。在欧洲，周恩来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法国、英国共产党的报刊，结合他所了解到的欧洲社会现实，通过对流传于社会的各种思潮的广泛涉猎和认真研究，逐渐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他认为，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渐衰”，在英国始终也没有大兴盛过；欧洲的无政府主义“其势力渐渐等于零”，且“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容易流为空谈”。
经过对各种思潮的反复比较后，周恩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1921年春，他在巴黎参与创建旅欧共产主义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从此，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才智全部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革命实践 坚定信仰
坚定信仰，决不是选定就一劳永逸，更不是一蹴而就的。
1924年9月，周恩来从法国回到国内后即投身大革命洪流。他先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后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成为我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
1927年4月、7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从4月到8月，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由57963人锐减为不到10000人。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周恩来从未被危险形势所吓倒，更从未动摇过自己确立的信仰。同年8月1日，周恩来等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
周恩来向来以大局为重，不存私念，不改初心。面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几个问题，他坚持公道正派，详细了解实际情况，审定了由陈毅代中央起草的“九月来信”，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六届四中全会上，面对许多不合理的、带有宗派情绪的批评，他一方面接受批评并对三中全会的错误承担了责任，另一方面仍坦率地针对当时党面对的分裂危机和派别分歧，着重强调了维护党的团结和在党内斗争中清除派别观念的重要性。遵义会议中，面对博古等对“左”倾错误的辩护，周恩来明确指出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检查了自己的责任。他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在危难中挽救红军、挽救党，为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折，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根据党中央的方针，代表党中央参加谈判，在关乎民族存亡的重大历史关头，以坚定信念、超凡智慧，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局面。“文革”十年，周恩来不论个人的处境多么困难，仍积极发挥作用，尽量减小损失，维护党和国家的正常运转，他一方面要保护老干部、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还要与“四人帮”相抗争。对此，他曾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74年12月23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病重中的周恩来赶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和人事安排方案。行前，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身体不适，需立即进行治疗，但他坚持以国事为重，坚定地向医生表示：“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组织熔炉 铸牢信仰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楷模，周恩来非常注重在组织的熔炉中不断加强党性修养，铸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
“刀不磨会生锈，人不学习就落后。”周恩来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不断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周恩来学习的对象很广泛，他强调：“永远不与群众脱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他还号召向优秀人物学习。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报告中指出：“毛主席在今天不单单是中国青年的领袖，而且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我们的一面旗帜。”他说：“毛泽东有两点特别值得大家学习，一是坚持方向，二是实现方向。所谓方向就是真理，坚持方向就是坚持真理，实现方向就是使原则具体化。”
周恩来在多年的组织生活中，始终保持普通党员意识。长征期间，周恩来作为党和中央红军主要负责人之一，身兼数职，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参加组织生活。建国后，周恩来作为总理，多次在党小组会上请大家给他提意见、作批评，并诚恳地说：“如果大家不好意思当面说，就写在纸上，放在我办公室写字台的台历上，我一进办公室就看到了。”缴纳党费方面，周恩来同样积极主动，以此提醒自己保持党员意识。他和邓颖超除了每月按时交纳党费外，两人手中的钱凑到近5000元时就会作为党费上交，他们一共交纳了三次“特殊党费”，最多一次交了7000元。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周恩来作自我批评，决不强调客观原因，而是首先着重从自己的思想、作风上去找根源。他提出“批评自己——批评别人——接受批评”的公式，是把批评自己放在第一位。他经常严肃地、公开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1954年，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分析道：“共产党员是靠集体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平时批评不得，或者不将心事告人，这个人的短处或弱点就很难在平时得到补救。这种人不犯错误则已，一犯就会摔大跤、犯大错误，而他的短处或弱点也正在这个时候才会彻底暴露。”1959年底，有工作人员趁周恩来外出调研离京的一段时间，经西花厅党支部会议研究同意后，对西花厅进行简单修缮。周恩来回京后，感到很意外，也很生气，严厉批评了相关工作人员。事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为此，周恩来多次在不同场合作自我批评，甚至在国务院会议上作自我批评，并向到会的副总理和部长们说：“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
对于组织的纪律规矩，周恩来更是时时刻刻把它作为锻炼党性的“磨刀石”。在“守纪律、讲规矩”这个问题上，周恩来认为，之所以特别把“守纪律”放在最前面，是因为“这是决定党能否坚持革命、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首要条件”。邓颖超1982年在撰写纪念周恩来的《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文中提到，夫妻二人常常相互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在他们看来：“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对自我，周恩来向来严格要求，一生如此。1943年3月18日，在周恩来45岁生日这天，他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自身修养提出具体要求。对于谁都绕不开的亲属，周恩来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他从不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取私利，也不暗示他人为亲属谋取私利，当别人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给予他的亲属某些照顾，甚至是合理的照顾时，他也总是对这种“照顾”提出严肃的批评，并对自己的亲属提出比一般人更严格的要求。“十条家规”、“带头平坟”的事例不胜枚举。对身边工作人员，他制定了“四要六不准”的工作要求，强调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文革”期间，参军成为一种时尚。周恩来却要求侄女周秉建在内蒙古脱下军装，服务当地牧民。1970年12月，周恩来专职司机杨金明的女儿杨毓光参了军，在她领到军装的第二天，周恩来要求杨金明转告她，要她脱下军装。杨金明告诉女儿：“总理批评了我们，认为你们当兵是在走后门，影响不好，必须制止。”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决定着我们的方向和立场，也决定着我们的言论和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向周恩来学习，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任何时候都不要丧失理想信念。”今天，我们学习周恩来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在前进的道路上，奋发进取，勇于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
（作者系恩来干部学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孙秋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