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中华民族在海外的儿女遍布五大洲，在南洋的华侨就有800多万，是华侨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华侨爱国领袖陈嘉庚，团结南洋华侨，建立起“南侨总会”，号召华侨青年回国助战。一批又一批华侨热血青年，为了祖国的生存、民族的解放，离别亲人，放弃海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同敌人浴血奋战。
追逐理想的白刃
1918年10月2日，白刃生于今石狮市永宁镇一个华侨小商人家庭，八岁时开始读私塾。1932年冬天，年仅14岁的白刃从厦门乘船去菲律宾谋生，在马尼拉半工半读，并幸运地遇到董冰如先生（原名董锄平，中共党员，曾参加大革命和南昌起义）。在董老师的影响下，他参加《救亡月刊》的编辑并推销进步报纸《救国时报》。每期《救国时报》来了，他都如饥似渴地阅读，汲取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1937年，听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转移到延安，延安成为中国的红都。到延安去！希望的种子在他的心中萌芽。
恰逢叔父在海南岛组织一个民生公司，让他当粤语翻译。正愁没有回国旅费的白刃，便高兴地答应了。1937年3月初，他乘船离开马尼拉到达香港又去海口，后辗转到南京。8月，因为听说南京要打仗，他和同学去往上海。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他不得不回到厦门，并考上了集美初中三年级。开学不久，一位同学收到了一本《群众》杂志，其中有一篇延安抗大生活的通讯，还登着招生简章。白刃读过后，决定初中毕业，无论如何也要到陕北去。历尽周折，他和同学到广州东山百子路八路军办事处，开了一张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介绍信，立刻到汉口向西安进发。到西安后，他们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等候编队，接待人员告诉他们，到延安要徒步行军，尽量轻装。
从西安到延安，徒步行军八百华里，是白刃未进抗大先上的第一课。他们这队学兵30多人，都是20多岁的青年。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但是心情一样：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准备和日寇血战到底！
西北是大陆性气候，早晚凉爽，午后燥热。出了西安古城，人人汗流浃背，个个喘着粗气。一天，队伍走到耀县，遇上了麻烦。两个国民党哨兵从白刃的行李中翻出一本《去西班牙》，认为是宣传赤化的危险书，就把他带到县政府盘问，劝他加入“中央军”。他客气地说：“谢谢！我已经当了八路军的学兵，不能半路开小差。”
“当时国共摩擦刚开始，国民党还不敢那样放肆。那科长看到我铁了心去延安，只好作罢。”
走了十几天，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我走到公路的高处，眺望着沿河东岸的宝塔山、西岸的延安城墙，心里激动万分，盼望一年多的目的地到达了！平生第一次长途行军胜利了！辛苦和汗水化为欢乐，止不住眼里闪着泪花，内心里呼喊着：‘延安！我的母亲，远方的游子来到你的身边了！’”
白刃一行五人到达延安之后，被分配到抗大第五大队。1938年12月，第五大队奉命挺进敌后创办第一分校。他们又跟着行军，冒着严寒，再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直到1939年2月抵达太行山区的长治、潞城一带，才停下脚步开始学习。这五名华侨青年，出于抗日救国的热情，又有了艰苦斗争思想的准备，在这半年的行军、劳动中，磨练得更加坚强，胜利地完成了进入抗大的第一课。
奔赴圣地的钟萍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继续将魔爪伸向关内，猖狂侵犯冀东等地，野蛮蹂躏当地的父老同胞。当年，钟萍在新加坡南华女子中学读书，在爱国华侨老师的启蒙下，她开始懂得了家国仇、民族恨。她和同学们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国，发动爱国募捐，支援祖国抗战。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枪声，震撼了海外华侨的心。
“当时，我和同学们都无心念书，一颗火热的心早已飞到烽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了。祖国在受难，同胞在流血，炎黄子孙岂能袖手旁观？走！回国抗战去！”
但是，从新加坡到延安谈何容易！为了筹集回国的费用，一连几个月，她白天上学，晚上到建筑工会夜校教书，假日打零工。为了瞒过家人，同学一次次掩护她把行装、钱物转移出来，放在一个秘密的地方。终于可以启程了，经过7天的海上颠簸，1938年1月10日，钟萍一行3人登上香港码头。
初冬的香港，比新加坡冷得多，她们置办了冬衣，便进入广州。在广州八路军办事处，云广英同志接见了她们，帮助安排去延安的旅程。办好手续后，她们连夜乘火车北上武汉。在学习、等待中，度过了在武汉的时日。
据钟萍回忆，最令她们痛心的是，在广州、武汉后方的国民党达官贵人、巨豪商贾却依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街上，一方面是成群在寒风中的难民、乞丐，和许多被生活所迫而出卖肉体拉客的妓女；另一方面则是那些国民党的达官、阔人、军官们，拥抱着、肘挽着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摩登女郎、姨太太、舞女，在歌厅、舞厅、赌场、餐馆进进出出，狂舞滥赌，大吃大喝，尽情作乐。国家民族的深重灾难，敌寇的炮弹爆炸声，人民的痛苦呻吟，似乎同他们毫不相干！
离开武汉到达西安已经是1月底了。离延安越来越近，天也越来越冷，但心越来越热，心情越来越急迫。她们天天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催问去延安的日期。这一天终于等来了，钟萍她们搭乘汽车去延安。当延安的宝塔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她们欢呼、雀跃，把全车人的情绪都感染了。
钟萍被编入抗大二大队学习，住进了窑洞，穿上了军装，吃上了延安的小米。那个时候，她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虽然，粗糙的小米饭、窝窝头比不上新加坡的‘沙嗲’（山茶），‘贵刁’（米粉），简陋的土窑洞比不上新加坡的洋房，单调的军装比不上新加坡的花裙……但对我来说，精神上的充实是在海外无法相比的。因为我明白，我甘愿回国吃苦，为的是什么。”
八个月的抗大生活，让她好像换了一个人。进延安的时候，她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华侨姑娘，而毕业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革命战士、共产党员了。当她在党旗下宣誓的时候，深深感到肩上的重任，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前后到延安学习和工作的华侨600人左右，他们在延安学习后，大部分都自愿报名到前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抗日工作。抗战期间，广大华侨青年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毁家纾难，报效祖国，为中华民族解放而牺牲奋斗。他们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的进取精神，同延安精神一样，永远激励着我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自己的不懈努力。
（作者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史教研室教授）
责任编辑：霍宏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