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发挥青年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作用，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党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辉煌。
张太雷与中国共青团的初创岁月
在中国共青团的历史上，张太雷既是创始人之一，又是团中央早期重要领导人。从1920年创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到1925年担任首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期间，他曾四次起草、制定、修改团章，为团组织的创建、开拓、整顿和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1921年2月，张太雷前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第一个红色外交使者。当年7月，张太雷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并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成为中国青年团代表担任此职务的第一人。当时中国多地青年团由于成分复杂、思想不一、经费不足等原因，暂时停止活动。青年共产国际决定重点培养张太雷，委托他回中国恢复、整顿社会主义青年团。
张太雷回国后，逐渐恢复了上海等地的青年团组织，并且起草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针对各地团章“过松”“过软”等问题，临时章程加大了违纪处分力度。如规定，“凡团员违背本团宗旨章程或议决时，得由该地方团大会到会过半数之议决开除之”，“凡团员三个月不交团费，及三次无故不到会者除名”等等。同时，首次规定发展团员的年龄，即30岁以下15岁以上，使青年团中的“青年”二字实至名归。
1922年春，张太雷与达林等人，为团一大拟定纲领和章程草案，后经团一大讨论修改通过。纲领将团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明确指出，团组织“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其使命就是革命的事业。青年团作为全国青年运动的核心力量，完全接受中共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主张。组织纪律方面，首次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1925年1月，张太雷在上海参加中共“四大”。他参与起草了关于非党青年运动的草案，指明团组织应加强领导，促进学生运动与工农运动相结合。在中共“四大”上，张太雷当选为候补委员，负责团中央工作。这些为即将召开的青年团“三大”定下了基调。
在青年团“三大”上，组织名称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张太雷当选首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关于改名的原因，恽代英曾专门撰文解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欧洲本是第二国际以下的黄色的少年组织，是一种不名誉的名称；中国所以以前用此名字，本只是因为防着许多人对于共产主义有很多误会的缘故。”随着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已经不是问题。
这次大会再次修改了团章。张太雷强调，更名后的团组织，既要传播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最终目标，也要宣传无产阶级参加目前民族革命的斗争策略、任务、道路等，即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此外，修改的团章还突出以下三点：一是继续强调组织纪律性，增加违纪处分内容；二是对团员年龄的上下限调整为14至25岁，促进团组织更加年轻化；三是调整团组织机构，使其更为规范合理。
张太雷在主持共青团中央工作期间，强调加强对广大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防止青年当中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给中国青年学生一种世界的科学的人生观”。
第一位奔赴革命圣地的青年知识分子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会见了埃德加·斯诺——第一位在“红色区域”采访的西方记者。与他一同来的，是他的翻译，后来成为新中国著名外交家的黄华。当时，在黄华的协助下，斯诺创作出享誉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
黄华，原名王汝梅，1913年出生于河北一个“教职员兼地主的大家庭”。王氏家风严谨，家教严格。王汝梅自身也勤学敏思，刻苦读书。1931年，王汝梅刚刚升入本科，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秋，逃亡北平的王汝梅考入燕京大学。然而不到半年，宁静的校园生活又被打破了。随着日寇对华北的蚕食，关内人心惶惶。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成立了全校抗日救国会，王汝梅是抗日救国会的积极分子。作为校学生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他经常领导学生上街游行，抨击日本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政府抗日。1935年，他直接参与领导了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
当时，燕京大学的学术氛围比较浓厚，学术思想比较自由。王汝梅经常在书馆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和鲁迅等人的进步书籍和刊物，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断加深。燕大的很多教师支持学生们的进步思想和他们的抗日活动。新闻系讲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海伦·斯诺，不仅是王汝梅尊敬的师长，还是知心的朋友。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的灾难深重到了极点，而国民政府却节节退让，几乎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全部无理要求。这极大地刺激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北平、天津人民的抗日救亡怒潮。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面对这样的民族危机，扛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坚决主张抗日到底。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公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对青年学生影响极大。
王汝梅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一宣言对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的宣传和推动作用。许多同学争先恐后地传阅和翻印这份激动人心的宣言。燕大同学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共是真诚抗日的，红军部队已开到陕北，随时准备对日作战；蒋介石必须停止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联合全国一切爱国力量，发动抗战，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1936年，王汝梅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大学文凭，经党组织安排，接受斯诺的邀请，悄然离开北平，陪同他来到陕北采访红军。他更名为黄华，从此弃笔从戎，志愿留在延安，成为当时奔赴革命圣地的青年知识分子第一人。
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该处介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288人，全年总计有1万多名青年从这里获准去延安。
为什么延安对当时的青年人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感召。同时，国民党政府对内高压、对外妥协的反动政策不得人心，将黄华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推到延安；另一方面是共产党时刻想着民族解放，心中始终装着拯救劳苦大众的坚定信仰，引导着这些青年走向延安，他们将自己的青春毫无保留地献给中国共产党。今天，青年人正乘着新时代的春风，跟随党的脚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为国家、为人民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常州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
责任编辑：霍宏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