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0年风雨兼程、砥砺奋进，几代人上下求索、执着于心。在共和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光辉历程中，江苏涌现出一大批为国家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为庆祝建国70周年，本刊《讲述》栏目将以“强国人生”为主题，展现他们为祖国奉献力量、与新中国共成长的感人故事，以此激励更多的人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钱七虎，1937年10月出生，江苏昆山人，防护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陆军工程大学教授。他60余载从事防护工程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建立了我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体系，解决了核武器空中、触地、钻地爆炸以及新型钻地弹侵彻爆炸等若干工程防护关键技术难题，对我国防护工程各个时期的建设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曾获得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国家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1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以及军队重大技术贡献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获得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我生于1937年的淞沪抗战时期，亲历了民族解放和新中国成立，经历了国家的建设、改革和发展，留下了大半个世纪的时代烙印，更畅想新时代的宏伟蓝图和伟大梦想。以智慧筑牢地下长城，以心血铸就和平之盾，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矢志不渝的心愿。在60余年的军旅生涯和防护工程专业之路上不断砥砺奋进，为铸造祖国的地下长城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我的“防护人生”。
爱党信党跟党走，是我一生中最正确、最坚定的选择。
我出生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母亲在逃难途中的小船上生下了我。因为家中排行老七，所以取小名“七虎”，这个小名伴随了我一生。7岁时，父亲因贫病离世，母亲靠摆小摊维持生计。回想起童年，有两个场景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一个是侵华日军将杀死的游击队队员尸体放在小学的操场上示众，还逼迫镇上理发店师傅下跪磕头，不从就砍头示众；一个是在上海读中学时，租界的殖民者残暴打死三轮车夫同胞。亲眼目睹侵略者、殖民者的残暴行径，我对国破民弱的旧社会无比心痛。
新中国成立后，依靠政府的助学金，我完成了中学学业。强烈的新旧社会对比，让我自小就埋下了报党报国的信念：13岁报名参加军干校，却因身体原因遗憾落选，14岁加入了共青团，并担任共青团宣传委员、书记。1954年中学毕业，作为上海知名中学的优秀学员，我原本有直接选派到苏联学习的机会。但这时传来消息：国家急需一批军事人才，新成立不久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将在应届中学毕业生中招收一批优秀学员。是出国留学还是在国内读军校？这在我心里不是一个难题。因为我深知：我这个乡下的穷孩子，能过上如今的好日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全靠党和国家。组织叫我干啥就干啥！
1954年8月，我迈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大门，服从组织安排学习防护工程专业，这在当时是一个因为要跟黄土铁铲打交道而没人选的专业。“一个人活着为了什么？”军校的第一堂革命人生观课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学校的预科主任教育我们说：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为了保家卫国、建设钢铁长城。当兵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不是为了谋出路，是为人民服务的。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军队的这种博大情怀，听了很振奋，记得很牢。
1960年，我被选派到苏联莫斯科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深造。1961年，周恩来总理赴苏联参加苏共二十二大会议，期间接见了中国留学生，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勉励大家努力学习，回国后更好地建设新中国。我就是其中的一位。我非常尊敬周总理，他一生严格要求自己，鞠躬尽瘁为人民，毫无私情。他一生为党为国的高贵品质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
可以说，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1949年的解放，没有国家的助学金支持，我早就会和哥哥姐姐一样失学、失业；如果没有组织的保送，我就不可能进入哈军工的大门；如果没有组织的选派，我更不可能到苏联留学深造。我忘不了，当时有位老红军跟我说，我们国家还有人饭都吃不饱，国家得用多少金条才能送你们去留学啊。
从苏联留学归国后，我就一心做学问、搞研究，不被外界因素干扰。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我获得1978年重大科技成果奖。1979年，在全国防护工程学术会议上我一下子提交了8篇学术论文。1980年进行职称评审时，连助教、讲师都不是的我，直接评上了副教授。后面组织又考察选拔我当了院长，评上院士，在专业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
一路走来，我常对我的老伴和身边的人说，“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一切。唯有献身党的事业，才能报答党的恩情”。我深深感到，是真心爱党让我有了执着前行的激情和动力，是忠心信党让我有了坚定崇高的理想和追求，是铁心跟党走让我有了砥砺奋进的目标和方向。
只有把个人的理想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有所成就、实现价值。
爱因斯坦曾说，把安逸和享乐当作人生唯一目标，那不过是猪圈里的理想。我认为，一个人的注意力、关注点在哪里很重要。一个人想什么，关注什么，和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你树立的是一个基于国家的价值观，你关注的就是国家、民族和人民。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把忠贞报国、无私奉献作为毕生追求，就是科学家的精神所在。
因此，我一直对年轻的科研人员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只有始终不忘初心、心怀感恩，把个人理想与党和国家的需要、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有所成就、彰显价值！
防护工程被誉为一个国家的“地下钢铁长城”。如果说核弹是军事斗争中锐利的“矛”，那么防护工程则是一面坚固的“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面临严峻的核威胁环境，但我们奉行的是积极防御战略，就是不打第一枪，那如何打好第二枪也就是保证“二次反击”呢？我当时就想，只有铸坚防护工程这面坚固的盾牌，才能确保我国首脑指挥工程和重要战略工程的安全。这是我们国防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从那时起，铸就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有效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就成了我毕生的追求。
我时刻跟踪着强敌进攻武器的发展，只要是进攻性武器这个“矛”发展一步，我就在琢磨和研究让我们的“盾”如何更坚固一层。在防护工程全体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下，我们国家在防护工程领域逐步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有所领跑的飞跃发展。
上世纪60至70年代，我致力于核空爆防护工程理论与设计方法的开拓性研究，研制出我国第一套核爆炸压力模拟装置，出版了专著《有限单元法在工程结构计算中的应用》，设计出当时国内跨度最大、抗力最高的飞机洞库防护门；编写了我国防护工程领域的首部理论著作《武器效应与地下工程防护》。上世纪80年代，致力于防护理论体系化的创新与发展，创立了岩土中爆炸波与结构相互作用理论，纠正了防护结构荷载确定中的理论错误；提出了我国人防抗力新标准，在不降低城市总体防护效能的前提下，节约了大量建设经费。上世纪90年代，致力于岩土中爆炸效应理论深化与关键技术突破，首次考虑气相的可压缩性影响，建立三相饱和土中的爆炸波传播理论。进入21世纪，随着侦察手段的不断更新、高技术武器与精确制导武器的相继涌现，防护工程在高度透明化的战场中有时会“藏不了、抗不住”，为此我提出，信息化战争中要走综合防护、信息化防护的路子，并带领团队艰难跋涉。我们做的深部岩石力学开创性研究，实现了深地下防护工程抗钻地核爆理论和技术的突破，为首脑指挥中枢、战略武器安上了“金钟罩”。
我常和我的学生讲，做科研工作，不能仅仅着眼当下看得见的事情，更应该站在国家的全局进行前瞻思考。哪些事情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科技工作者的兴趣和爱好就要向哪里聚焦，这也是一名科学家应有的情怀和担当。这些年，我在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长江隧道、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工程、能源地下储备、核废物深地质处置等方面，贡献了自己的学识和才智。我觉得，这是我作为院士的使命所系、也是我作为科学家的幸福所在。我深深感到，一定要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树立远大理想，才能收获成功的事业和幸福的人生。
人要前进，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所以创新永远是科学发展的最大动力。
为什么科学家会把一生都奉献给科学，就是因为科学对他是一个美好的事业。作为一名军队的科学家，科技强军、为国铸盾，是我的毕生追求，也是我的事业所在、幸福所在。走自己的路，独辟蹊径、探索未知，则是我从事科研工作的乐趣所在。
国防坚盾靠创新铸就。上世纪70年代初，飞机洞库防护门的相关设计计算均采用手算的方式，计算精度差，效率低。当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科研事业举步维艰。我受命设计空军大跨度机库钢筋混凝土防护门研究设计任务，率先引入了有限元计算方法，加班加点翻译整理出了十多万字的外文资料，探索钻研，圆满设计出当时跨度最大、抗力最高的机库大门。早期，没有自主研发的试验设备，基础研究难以保障，科研攻关难以把握主动权。我带领团队四处奔波考察、不断研究论证，终于成功研制出我国首套爆炸压力模拟器，为构建地下工程防护理论技术体系提供了必备条件。
为实现既能防当代又能防未来敌战略武器打击的跨越式发展目标，避免不断建设、不断改造的被动局面，我提出建设深地下超高抗力防护工程的总体构想。经过长达10多年的研究，我和团队攻克了一个个难关，构建了破碎区受限内摩擦模型，研究了地冲击诱发工程性地震的不可逆运动规律和深部施工灾变孕育演化机理，为抗钻地核武器防护工程的选址、安全埋深、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抗爆结构的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曾经写道，“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句话始终激励着我在科研道路上不屈不挠、勇于探索、敢于创新。
我觉得，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科研不能仅仅着眼军队，还应该站在国家的全局进行前瞻思考，推动科研成果服务国计民生。钱学森除了研究航天、火箭和导弹外，研究领域也很广泛，比如他曾经提出发展沙产业、建设山水城市等一系列超前理论。
1992年，珠海机场扩建，被炮台山拦住了去路。炸掉它，是最佳方案。然而，爆破总方量超过1000万立方米，如何确保一半的土石方定向爆破抛入大海，另一半松动破碎？如何确保1000米内两处村庄的安全？我带队七赴珠海，反复试验，最终设计出科学可靠的爆破方案。被誉为“亚洲第一爆”的炮台山爆破任务，至今仍保持着世界最大条形装药工程爆破当量的纪录，也开辟了中国爆破技术新的应用领域，服务了城市的快速建设发展。
2002年，我提出要在长江上修建越江隧道。2008年起，我主导建设南京长江隧道盾构。这条隧道全长6042米，是我国长江上盾构直径最大、工程难度最大的工程之一。预见到长江复杂的地质情况将会加速盾构机刀具的磨损，我向德国厂家提出建议，将刀具由带压换刀改良为常压下换刀。后来，我们中国人自己又改进了刀具。刀具改良后性能大幅增加，由之前每把刀具平均掘进20米的极限提升为200米。因此我说，不能完全依赖外国，要靠自己，才能创新，才能进步，才能超越。
港珠澳大桥是现代桥梁的标杆，施工时的许多关键环节都可谓走在刀尖、如履薄冰。作为港珠澳大桥专家组成员，从方案讨论到方案实施，包括一些工程难点的讨论，我全程参与。在海底管道对接时，我提出采用流体力学方法，计算V字形接头的沉放摆动幅度，并提出减少摆动的措施，最终接头沉放成功。
随着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快速发展，人类对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不断走向深部。相比先进国家，我国深地下空间研究不仅起步晚，且各方面建设相对滞后。开发利用深地下空间，维护深地下空间安全，是我们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和同事们已经在这个领域深耕了20年，今后还会继续探索，打响新的攻坚战。
我今年82岁了，马上就要退休了，但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在我有生之年，我将始终做到毋须扬鞭自奋蹄，继续在防护工程领域潜心研究，继续带好学生、培养人才、关心团队建设，为国家铸就钢铁强盾，为经济和社会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责任编辑：张 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