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更加积极拥抱和融入世界。这一进程也在我的人生中留下深深烙印。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亲身参与也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立法。
当第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公布实施时，虽然只有十五条，却是个很大的突破。我们因此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外商投资在北京的利润也很丰厚。更令人欣慰的是，越南、柬埔寨、老挝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和我国的一模一样。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经验比西方更切合他们的实际，更有参考价值。所以我们的立法、我们的改革开放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确实是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这也是我们对国际法治的贡献。
建国以来国际贸易在不断地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的外贸经营权也在不断地扩大下放，有更多的人参与国际贸易，《对外贸易法》的制定势在必行。《对外贸易法》的起草，我们参照了《关贸总协定》的条文、历史、案例，最终我们的《对外贸易法》在1994年公布实施，这是在中国外贸史上一件大事，也对促进我们复关和入世的谈判起到积极作用。改革开放40年就是我们涉外经济立法不断完善的过程，是我们法治健全的过程。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地参与国际条约公约的制定，为国际的法治和国际的经济治理贡献中国的智慧。
由国内走向国际，我国参加的国际组织越来越多，中国国际地位与日俱增，那我们也需要在国际机构中，有更多的中国专家成为国际公务员。1998年，我国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我有机会去亚洲开发银行工作。我的法文、英文在国内来说都是不错的，但是在国际机构要起草大量的协议和合同，对法律功底和外文功底要求非常高。当时对我的质疑声很大，认为中国的法官能做什么？我的个性本身就是从来不服输，我心想你能做的我一定能做，而且要比你做得还好。我的第一个任务是给亚行的高官讲课，我确实是下了很大功夫，那个时候没有PPT，需要自己把法律条文都收集起来，书写好打字的。我准备了厚厚的案例和条文，每天三个半小时的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讲课很成功。第二天，法律总顾问跑到我办公室，敲我的门，说：“Congratulations（祝贺）！”当然他的祝贺我是接受的，但我要改变的是他对中国人的偏见。所以我一定要在这个岗位里，花两倍、三倍的功夫，把它做得完美，因此我每年的评议都是最好的。
到WTO上诉机构做法官做主席，是我职业生涯最难忘的八年时间。我对整个WTO的公约都做了系统的研究，而且直接参与了40多个案子的办理，当然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要有奉献精神。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国，所以中国加入WTO，这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无形资产。我时时在想我是国际职员，也是中国人，大家看到我的一言一行是代表了中国法律人，所以我们任重而道远。
国际的形势变化万千，给了我们很多挑战，我们要砥砺前行，要做最好的法律人，要办最公正的案子，为国际的公平正义，为和平发展，为国际法，为世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法律人的贡献。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前主席、大法官）
责任编辑：焦高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