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金永健，江苏昆山人，资深外交官。1996年至2001年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大使、中国驻日内瓦大使、中国复关谈判代表团副团长。现任中国联合国协会名誉会长。
纵观今天世界上的国际组织（政府间组织），要说最具广泛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组织，还是联合国。已成立74周年的联合国在当今国际事务中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创始成员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联合国框架内，中国在政治、安全、发展、社会等多个领域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自1971年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对联合国的认识愈加全面，对联合国的参与愈加深入，对联合国的贡献愈加突出，对联合国的未来以及与联合国的合作充满信心。我从1977年开始在外交部工作，后来从非洲司调到纽约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从此跟联合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想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来详细解说中国在联合国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对立到加入。在1971年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前，跟联合国基本上是对立的。原因就在于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发动了朝鲜战争，而中国派出了人民志愿军援助了朝鲜人民军。最终在停战协议上签字的时候，美国也是以联合国军的名义签的，所以当时的中国跟联合国实际上属于对立阵营。1971年，恢复合法席位以后，中国跟联合国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作为联合国的51个创始国之一、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开始参与到联合国的事务中。但是，直到改革开放以前的这段时间，我们参与得并不积极，表决的时候只要不直接与中国有关的，我们基本上就不参加投票。然而，这跟投弃权票还有点微妙的区别：弃权是参与了这个事但不表态，既不支持你也不支持他；而不参加是我压根就不掺和这件事。1977年，我刚到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正赶上这样一种情况，中方代表虽然参与答辩，但对实质性的东西参与得并不多。这是有很大的外在客观原因的。当时的中国虽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但实力并不能与这一地位相匹配，各国虽然重视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但事实上并不打心眼里尊重中国，很多情况下，并不会与中国展开事先磋商。
第二个阶段：逐步参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开始增加联合国事务的参与度。一方面，积极地发声。比如在维和问题上，中国采取个案处理的办法，就是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地处理，认真看待每一个问题，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权衡有关国家、地区的态度，有所选择地进行判断，来决定是否参加投票及如何投票，而不再是全不参与。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地履行义务。鉴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1979年以后中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降低了缴纳联合国会费的比重。中国在联合国的会费一开始定得非常高，后来根据联合国的计算办法，按GDP、人均收入等数据来算，就由原先的4%降到了不到1%。此外，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还接受了联合国的多边援助，包括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如派专家、搞项目、技术援助等，每年合计大概五千万美元。虽然现在看来援助额度并不算大，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却是不小的帮助。
第三个阶段：全面参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更加积极了，主动与各方进行磋商，逐渐在一些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立场，并提交公众文件或决议草案。1989年，中国开始派军事观察员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1990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参与的事项范围逐步扩大到和平与安全、经济社会发展、人权等各个方面，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和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并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四个阶段：新突破、新起点。党的十八以来，中国在既有基础上又往前迈了一大步。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深知自身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以积极的态度和行动扮演好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建设者角色，同时也影响着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前往联合国，不仅进行发言，而且还有更重要的行程，即参加中国跟联合国合办的两个重要峰会——南南合作圆桌会议和全球妇女峰会。这在以前是未有过的，可以称为中国与联合国交往的一个新突破、新起点，不仅说明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表明了中国对联合国的重视程度有所加深。
积极缴纳联合国会费，逐步提升缴费比例。联合国的经费大多来源于各会员国所缴纳的会费，其中最主要有两个预算，一个是经常预算，一个是维和预算。因维和行动花费多，所以维和预算要比经常预算大。2015年，中国承担的维和预算已经排名世界第二，同时，在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中，中国还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从1990年到2015年，中国一共派出了三万多人，由最早的观察员到后来的工兵营、武装部队、维和警察，逐渐形成了建制。2018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2019-2021年会费和维和摊款比额决议，未来3年中国承担的联合国会费和维和摊款均将大幅增长，即承担12%的会费、15.2%维和摊款，这使得中国将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国，这正是中国国际影响力上升的体现。
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积极构建多边框架。如今，联合国里有一些决议草案是以“77+1”的名义提出来的，“77”即“七十七国集团”，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一个经济集团，现在已经发展到100多个国家；“1”指的就是中国，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类决议草案，中国都在起草过程中积极参与，既扩大国家影响，又可以团结壮大发展中国家阵营，在联合国舞台中放大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推动通过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益的决议。特别是在起草阶段，当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就某些条款发生争议无法解决时，双方经常会找中国进行协调，这从一个侧面也突出了中国的重要作用。
“多边是舞台”的认知转变
联合国是国际多边机制的核心，中国和联合国之间关系的转变，其根源就在于中国对联合国的性质认知与重视程度的变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国内不少人认为联合国是个清谈俱乐部，起不了实际作用，后来才逐渐改观。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在关注与周边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交往的同时，开始重视大国外交，甚至提出了“多边搭台、双边唱戏”的外交策略，即利用多边平台举行各种双边活动。例如，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国开始由外长出席改为领导人出席，并利用大会有限的数天会期密集开展几十场双边会晤。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对于多边外交其实重视度还是不够的，仅是一种附带品。
如今，多边外交已不再只是一个平台，而是成为了我们国家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主要是因为多边外交是制定各种国际原则和规则的途径。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为了应对危机、渡过难关，美国等一些国家发起成立了G20经济论坛，如今的G20已成为能够推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得益于多边外交的特殊作用。如果只是双边关系，是无法产生这样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力的。当然，并不是说今天多边外交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其他的外交类型，但很明显的一点是多边外交正作为国家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愈发受到重视。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地位特殊，也责任重大。一直以来，中国运用自身在联合国的地位充分发挥着积极的影响，积极地全面参与联合国事务，现在联合国的所有问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全都离不开中国参与。中国在联合国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不管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内处理问题时都要考虑中国的态度，或与中国进行协商，这种影响力是过去不能比的。正确地认知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在时下就显得更为必要。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正是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实力及人心的凝聚力等基本条件，即源于中国当前的综合国力确实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大前提。另一方面，我们还需看到国内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的排名还是比较靠后的，中国还有自身的贫困问题需要解决。在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实际国力后，我们须信守“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诺言，即便在如联合国等多边框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也不能如某些霸权国家那般指手画脚。
培养更多的“国际公务员”
提高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中国还有一些局限性需要克服。其中，联合国中国雇员总体偏少，是很值得关注的问题。根据联合国规定，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名额分配会参考会费比例。会费提高，意味着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员工名额将大幅提升。中国已成为联合国会费第二大缴纳国，但中国雇员在联合国的比例甚至比一些发展中国家还低。这一空缺，不仅会制约中国在联合国内影响力的提升，更会影响世界了解中国的想法。希望有更多的优秀人才代表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日常工作中。结合多年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和联合国内部的工作经历，我想谈一谈对这份职业的体会。
首先，维护国家利益与国家尊严是作为一名外交官最重要、最基本的职责。谈判桌上，在维护国家利益的时候，各国外交人员无一不是针锋相对、寸土不让的。在多边外交中，我们经常会碰到需要争锋相对面对面谈判的时候，一字一句地争文件条目，维护国家立场，甚至谈判谈到夜里两三点、三四点钟，也必须在谈判桌前坚持着。所以，责任心是对一名外交官最基本的要求。
其次，坚守国际公务员的中立与国家外交官的双重身份。在转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期间，我的身份就从一个中国的外交官变成了国际公务员。1996年3月8日我到联合国去报到，成为联合国的正式雇员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誓言上签字，宣誓忠于联合国、忠于联合国秘书长。作为国际公务员，要尽快适应新的角色，不能带有中国外交官的立场，必须保持中立。但事实上，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身份又是双重的，一方面作为国际公务员，应当保持中立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你又是所在国的外交人员，这不仅是个人的认知，也是其他联合国工作人员对你的认知，你就代表着中国的形象与态度，通过你他们希望了解中国对某些国际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在我工作的5年半时间里，正好经历了一次秘书长换届。当时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连任计划遭到美国的坚决反对，秘书长选举一时出现僵局，非洲国家准备提请新的候选人，时任副秘书长的安南有意向竞选。在一次小型招待会上，安南借机与我交谈，表达个人竞选意向，我就问贵国政府是否支持？因为竞选必须得有政府提名支持才行。安南说：“加纳政府是表示支持的，就是不知道其他友好国家了，例如中国的态度？”我很明确地说：“我现在在秘书处，并不能代表中国说话，我不知道中国的立场是怎么样的，只能说我认为对非洲的友好国家，中国一般是会支持的。但是另一方面，我想你也知道，中国在联合国最关心的都是一些什么事情，因为牵涉到了中国的主权和基本利益。据我所知，历任秘书长在这些问题上处理得都比较好。”整个谈话过程中我注意自己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是不能说中国的立场，另一方面传达了一个信息，像台湾等问题属于中国的底线，历任秘书长都是态度明确的。
再次，积极适应多元文化。联合国的国际公务员来自四面八方，各个国家的都有，每个人的层次和水平都不一样，所以需要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特别在平时就要严格训练。在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期间，我的前后两任办公室主任都是美国人，虽然每个人风格不一，但我与这两位都保持了较好的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彼此尊重。当时，除了特别助理是中国人以外，其他秘书以及办公室下属，分别来自智利、印度、斯里兰卡等多个国家，需要适应和磨合的地方真的很多。但尊重每一个人，不管是秘书、小秘书还是司长，让我赢得了大家对我的尊重，大家相处愉快，很多想象中的困难也随之迎刃而解了。
（摘自宣讲家网）
责任编辑：何 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