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莫砺锋，1949年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84年10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位文学博士。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社科名家，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4年被评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主要著作包括《莫砺锋讲唐诗课》《诗意人生》《唐宋诗歌论集》等。
对我来说，踏上古典文学研究这条道路纯属偶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这些文字与我朝夕相伴，在冥冥之中引导我成为专攻古典文学的大学教师。四十多年光阴雷奔电掣，沉浸在古典文学之中，我愈发感受到，拥有唐诗是每个中国人的骄傲和幸福。能够继续为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尽菲薄之力，足以让我不辞其劳、不改其乐，亦不知老之将至。
寻路：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我最早读到的古诗是写在一把芭蕉扇上的。
小时候，每逢挥汗如雨的夏季，芭蕉扇便是唯一的消暑用品。我家配备了好几把芭蕉扇，父亲的那把却是与众不同，边上镶着蓝布，中间还熏着几行字。他先用毛笔蘸了浓墨在扇面上写字，再用煤油灯把它熏黑，最后用抹布蘸了水一擦，一块黑底白字的镶嵌物便出现在扇面上，样子很像我们临摹用的小楷碑帖。那几行字是：“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当时我不太明白那些句子是什么意思，更不知它们就是一首“唐诗”。我和弟妹们渐渐长大了，便羡慕起父亲手里的扇子来，纷纷央求他在我们的扇面上也熏上字。于是我又读到了“但得暑光如寇退，不辞老景似潮来”“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等诗句，但我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是谁，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欣赏它们。
我与古诗相识虽早，却一直未能发展为深交。一来家里根本没有多少藏书，除了《红楼梦》外，其余的书都与古诗无关。二来我在中学里一直迷恋数学和物理，立志要当个优秀的理工科人才。然而，在我高中毕业那年，高考突然被废除了。之后我来到长江边的赵浜村插队务农。插队十年，生活相当艰苦，最苦恼的是没有书读。那年头图书馆根本不对我们开放，书店里也买不到我想读的书。就在此时，我渐渐地迷上了古典诗歌。一册薄薄的《唐诗三百首》，伴随我度过了无数个霜晨月夕。把手头所有的几本诗选、词选翻来覆去地读了又读，也就把它们全都背诵出来了。记不清有多少个风雨凄凄的夜晚，我躺在床上默默地背诗，再细细地回味，几十首背下来，寂寞的长夜便熬过大半了。
我爱上读诗更深层的原因是诗歌使我感动，给我安慰。1973年深秋，一阵狂风从天而降，卷我屋上“全部茅”。当天夜里，我睡在没有顶的茅屋里，即使用棉被紧紧裹住身体也仍然感到寒气逼人。看着满天星斗，我不由自主地背诵起杜甫的诗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反复默诵中不禁热泪盈眶。从那个时刻起，我第一次真正读懂了杜甫。
1977年恢复高考时，公社允许我以“专长英语”的资格报名参加高考。第二年春天，年近而立的我走进了安徽大学的校园，在外语系英语专业就读。大二第一学期时，兄弟班级有几个同学要提前考研，我班同学也撺掇我去试试。我鼓起勇气查看了江南地区各所大学的研究生招生目录。因为各校英美文学专业的考试科目中都有“第二外语”这一门，而安大外语系的二外要到三年级才开设。我只好在其它专业中物色对象，最终确定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唐宋诗歌”专业。
1979年6月2日，我走进了设在合肥二中的考场。南大的试卷相当合我的胃口，古代汉语中分量最重的一道题是把几段白话文译成文言文，那几段考题都出自《左传》《孟子》等书，而且都是我曾背诵过的段落。于是我的古代汉语得了98分，比英语的96分还要高。就这样，我考上了南大的研究生。当年9月，我见到了白发苍苍的导师程千帆先生。
探路：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跟随程先生读研是相当辛苦的。一开学，我就感到汲深绠短，左支右绌。师兄弟当中，只有我从未在中文系读过一天书。虽然我在中学时打下了较好的语文基础，在农村时也曾把几本唐诗宋词的选本读得滚瓜烂熟，但离专业的要求还是天差地别。还好，我被学校批准免修英语，于是我一头扎进李白、杜甫的古典世界，埋头苦读。程先生开设了两门课程，一门是校雠学，另一门是杜诗研究。他老人家亲自登台讲课，可容四五十人的教室经常人满为患，但这两门课其实是程先生专为我们三个研究生开设的，所以我们总是坐在第一排听讲。当然，我们除了听讲还要录音，以便课后整理讲稿。那年头的录音机体积巨大，还得用接线板从墙上接通电源，第一排课桌的中间部分便属我们专用，即使我们较迟走进教室，也绝对无人抢占。
没课的日子里，我们都习惯在宿舍里看书。宿舍里连风扇都没有，更不用说空调。夏天挥汗如雨，冬天缩头袖手，便是我们经常的姿态。我们唯一的运动项目是晚饭后的散步，在校园内外走上二三十分钟。
时光飞逝，1981年底，我们便毕业了。此时学位制度已经建立，我们都获得了硕士学位。紧接着南大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当时南大共有20多位博士生导师，都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直接认定资格的老教授。学校考虑到这是首次培养博士生，不可草率，于是挑选了10位导师，每人从刚毕业的硕士生中招人，程先生便在这份导师名单中。1982年初，我成为全系唯一的博士生。直到1984年我毕业以后，系里才开始招收第二批博士生。于是在那三年里，我便处于“独学而无友”的状态。
开始攻博以后，程先生为我设计了一份培养规划。他认为不必为我一人专门开课，于是所有的课程都采取专书研读的方式。程先生开列的必读书目包括《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诗经》《楚辞》《史记》《文心雕龙》《文选》。按照程先生的说法，虽然我的研究方向是唐宋文学，但是要想具备研究唐宋文学的功底，就必须对先唐典籍下一番功夫。况且博士生在读期间必须在学业上打好坚实的基础，撰写学位论文仅仅是学习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我根据这份书单埋头苦读起来。程先生觉得由他一人来指导我还嫌不够，又聘请了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老师做助手，四人一起来向我“施加友善的压力”（这是程先生的原话）。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我被压得九死一生，1984年夏天写完学位论文初稿后便发了几天高烧。不过我至今仍然深切地怀念那段岁月，仍然由衷地感谢四位老师对我所施加的压力。正是这种压力把我这个基础薄弱的学生培养成一个合格的文学博士。
我研读典籍时没有偷懒，因为我明白必须趁此机会进行一番“恶补”。我尽可能选择重要的版本来读，例如《诗经》，我既读了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又读了朱熹的《诗集传》。又如《楚辞》，我通读了王逸、洪兴祖和朱熹的三种注本。《史记》则以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为主，以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为辅。程先生要求我每读毕一书都要上交读书笔记给老师批阅，我至今保存着几册读书笔记，比如关于《史记》的一本笔记本上，我写了一百条读书札记。郭维森先生几乎在每一条札记后都用蝇头小楷写了批语，其后程先生又用红色圆珠笔增添了几条批语。郭先生批语的语气都很温和，与程先生的凌厉直截相映成趣。我一直珍藏着这个笔记本，如今它已成为我用来教导学生的“革命历史文物”。有几本典籍的读书笔记采取了单篇论文的性质，其中如《从〈文选〉与〈文心雕龙〉的比较看萧统的文学思想》《〈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与〈左传〉的异同》《朱熹楚辞学略说》《朱熹〈诗集传〉与〈毛诗〉的初步比较》等，后来都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
经过一千天的苦读，我终于完成了博士生阶段的学习任务。系里把我的学位论文《江西诗派研究》寄送给朱东润、林庚、萧涤非、王起、孙望、金启华、顾易生等先生予以审阅。他们在评语中都对我鼓励有加。1984年10月22日，系里为我举办了隆重的论文答辩。答辩委员有钱仲联、唐圭璋、徐中玉、舒芜、霍松林、傅璇琮、管雄、周勋初等先生，阵容堪称豪华。到场旁听的中文系师生和来宾有二三百人，江苏电视台和南京电视台都派人到现场来录像。经过长达3小时的答辩，钱老当众宣布我的论文答辩全票通过。第二天晚上，央视的《新闻联播》转播了江苏台关于答辩会的新闻。我的读研生涯便这样画上了句号。
指路：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博士毕业后，我一直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我连续讲授本科生课程“中国古代文学史”20多年，并参加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担任宋代卷的主编。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我也努力进行学术研究，陆续出版了《朱熹文学研究》《杜甫评传》《唐宋诗歌论集》《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文学史沉思拾零》等专著，发表单篇论文150余篇。
在2004年以前，我一直固守在教师岗位上，心无旁骛，但是几个偶然的机遇使我将较多的精力转移到普及工作上来。2004年，南大任命我担任系主任，我顿时陷入繁杂事务的重围中，无法静下心来撰写符合“学术规范”的论文。我便随意写些轻松、散漫的文字，并结集成为平生第一本普及性读物《莫砺锋诗话》。没想到诗话出版后，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他们认为这本书起到了向广大读者推荐古典诗词的作用，使我深感欣慰。另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是我走上央视的“百家讲坛”。2001年，为庆祝百年校庆，南大与央视联系，由“百家讲坛”栏目组到南大来录制几位老师的讲座。于是我以《杜甫的文化意义》为题做了一个讲座并在“百家讲坛”播出。后来我又应邀到央视讲了白居易、杜甫草堂等专题，并根据记录稿整理出版了两本书，便是《莫砺锋说唐诗》和《莫砺锋评说白居易》，颇受读者的欢迎。
这些经历加深了我对普及工作意义的认识。中华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它既有物质文化、器物文化，也有精神文化，古典文学便属于后一类。中国古典文学不但在艺术上登峰造极，而且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社会价值，不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为耀眼的精华部分，是最为鲜活生动、元气淋漓的核心内容，而且广泛、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其它组成部分。古典文学的许多经典传到今天并不是专供学术研究用的，它本来就是供人们阅读，给人们提供精神上的滋养的。
今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我应邀参会，做了“普及经典名著 弘扬传统文化”的专题发言。在这次会议上，总书记强调，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我们来说，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事业中，古典文学无疑应该而且能够发挥重大的作用，深刻领会其中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核心精神，进而向全社会进行普及，这是学者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更需要我们将经典名著引入现代社会的千家万户，让社会大众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光辉灿烂，产生对古代典籍的阅读兴趣，这是我们应尽的社会责任。程千帆先生生前经常引用《庄子·养生主》中的话：“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闻一多在《庄子内篇校释》中说：“古无蜡烛，以薪裹动物脂肪而燃之，谓之曰烛，一曰薪。”程先生就是这样的一根红烛，自身发出的光辉是其学术成就，但他更重要的贡献在于把文化的火种传递给下一代，使之生生不息。孟子说，君子有三乐，其中就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我不敢说自己是个学者，我只是个教师，教书才是我最重要的本职工作。如果说唐诗宋词是一座气象万千的名山，我愿意当一位站在山口的导游，为游客们指点进山路径和绝色美景，让传统文化滋养更多人。
责任编辑：金浩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