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以徐州为中心打响，持续至1949年1月10日胜利结束。这场战役中共投入了60万兵力，面对如此庞大的人数，如何解决粮草问题成为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前的一大难题。时任华东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员的刘瑞龙，凭借着丰富的战地工作经验和卓越的组织管理能力，指导后方为前线源源不断地供应粮草物资，有效解决了战斗部队的粮草问题，为淮海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基于刘瑞龙在淮海战役的功绩，毛泽东曾称赞他为“粮草大将军”。
落实中央指示，积极部署粮草供应工作
为夺取淮海决战的胜利，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非常重视人民支前和部队后勤工作。1948年9月28日，中央军委指示华东地区需筹备足以支撑两个月至两个半月的粮秣用品。刘瑞龙积极响应这一指示，深入分析了战役中可能遭遇的困难与问题，依据战役特点，对参战部队的物资补给、人力配备、粮弹运输等作了具体部署，尤其是在粮草的灵活调剂方面，明确了淮海战役的粮食供应包括携行粮、过境粮及战地调剂粮三类，并对鲁中南各区域粮食征调的具体数额做出了安排。同时，针对后勤工作的组织指挥，刘瑞龙强调需集中统一管理粮食调剂、交通运输、伤员收容及弹药补给等事务，要求各兵团后勤部整合至统一指挥体系下。这一系列的举措，为淮海战役的前期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战役爆发后不久，中央军委接连向华东军区发送电报，指令其筹备充足的粮草，以确保连同俘虏在内八十万人三至五个月的粮食供应。刘瑞龙凭借其在淮海地区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广泛的人脉资源，展现出沉稳的应对姿态。他一方面充分利用个人关系网，广泛呼吁并寻求多方援助，随后，中原局、豫皖苏分局等都及时调拨粮草物资和经费来支援华东野战军；另一方面，推动后勤指挥机关及相关支援部门不断前移阵地，靠前指挥，以满足战役发展需要。此外，刘瑞龙还频繁深入各地的支援机关和部队，就地办公，迅速解决矛盾，疏通各方关系，有效激发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在各级党政军领导的全力支持与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华东野战军的后勤支援工作逐渐摆脱了困境，有效推进了淮海战役的下一阶段。
立足战斗实际，及时调整粮草供应方式
由于中央和华东局战前的积极筹备，前线部队在战争初期未遭遇显著困境，参战部队得以迅速推进。然而，随着战役规模的逐步扩大，原先规划的粮站、兵站及医院迅速落后于战线，导致运输线路大幅延长，粮食供应问题随之凸显。鉴于此，刘瑞龙迅速调整后勤支援策略，不仅紧急调用华中地区预储粮食，而且双管齐下：一方面组织部队在当地征集粮草，另一方面动员群众，组织一切可用力量加速粮食运输，甚至上前线的担架上都捎带上粮食。同时，采取了增设粮站、分段与直接运送相结合的方法，将山东与华中地区的粮食紧急调配至作战部队。广大后勤人员与数十万民工不畏艰难险阻，全力投入粮食运输、弹药补给及伤员转运工作，为华东野战军全歼黄百韬兵团提供了坚实保障。
在战役的第二阶段，前线粮食短缺问题日益凸显，粮草运输工作也面临极大压力。基于这一情况，刘瑞龙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前移或增设兵站、粮站、医院、救护所及转运站，以减轻粮食供应的压力。随着杜聿明集团撤离徐州，为应对华东野战军追击国民党军队的紧急作战之需，刘瑞龙广泛动员民众，采取就地筹措粮草，组织民工和有偿运粮相结合的办法，有力支撑了战役的持续推进。同时，在他的领导下，交通干线得到抢修，运输线路得以延伸，火车与汽车运输被有效组织起来，显著提升了运输能力和效率，确保了前线部队的粮草供应及时到位。
尽管战役的第一、二阶段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大兵团联合作战的规模前所未有，参与后勤支前的单位与人员众多，关系错综复杂，加之战场局势多变，突发事件频发，部队在粮食供应方面仍面临挑战。为优化作战后勤保障，统筹协调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的后勤工作，刘瑞龙提议召开一次由华东、中原、华中及冀鲁豫四地区代表参加的支前联合会议，该提议迅速获得了中央军委及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批准。1948年12月26日至29日，刘瑞龙在徐州主持召开了四大战略区的联席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供应区域的划分、运输力量的协调分配以及粮食供应的保障措施。经过四次深入讨论，会议最终明确了四方职责：华中区负责战场的东南两面供应，山东负责北面供应，豫皖苏区则负责西南面供应。此外，冀鲁豫区还调拨一亿斤小米作为战略储备，由华东支前委员会统一调度。此次会议达成的共同支前方案，也获得了党中央的高度认可。
重视纪律制度，维护粮草供应工作秩序
淮海战役爆发后，中共中央迅速指示各地开展粮草供应的全面部署，以确保战役的后勤保障到位。然而，粮食问题始终是战役中的关键难点。淮海地区近年来频遭敌寇掠夺，损失巨大，加之水灾频发，农作物收成不佳。因此，部队所需的粮草大多依赖远距离运输，任务艰巨且常处于被动状态。随着战局的不断扩大，参战兵力增加，运输线路延长，以及部队协同作战的深化，对粮草、物资、运输等后勤保障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也意味着规范粮草工作纪律和制度的重要性。
刘瑞龙高度重视粮草工作中的纪律与制度建设，明确指出，必须严格粮食供应工作的纪律和制度，严禁任何紊乱财粮制度、影响粮食调度的行为，旨在维护粮草供应的有序进行，确保战役新阶段补给与供应的主动及时。刘瑞龙强调，各部队需严格执行粮食支领手续，统一使用山东粮草票，禁止使用别区粮草票、借粮证及红白条等，违规者将受到严肃处理。在粮食领取上，要求部队到指定粮站取粮，禁止擅自就地取粮或冻结粮草，以免影响整体调度。此外，任何部队机关均不得拦截或挪用运输粮食的车辆与工具，不得影响粮草运输工作。
1948年12月16日，刘瑞龙基于战时实际，提出要建立人员、马匹、武器、运力及装备月报制度，明确粮草补给的数量、时间及方式，并敦促华东局迅速动员组织运输。同时，各部必须严格执行自带3天粮食的制度。当部队转移阵地或作战方向时，需提前与地方支前机构联系，以确保战役各阶段补给工作的迅速完成。此外，各级后勤部门需确立正常关系，建立报告制度，兵团及各纵后勤必须定期向野战军后勤部做报告。这一系列的措施旨在加强后勤部门的纪律性与组织性，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提升粮草补给效率。
刘瑞龙在中央军委和淮海战役总前委的领导下，团结带领广大后勤官兵，动员组织超过500万名民工，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群众支前运动。由于战前准备充足，战役中又能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部署，加之严格执行纪律与规范化的管理制度，淮海战役后勤保障任务得以顺利完成，不仅保障了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也为后续夺取渡江战役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资基础。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朱 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