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治与互信 唐太宗治官理政的独到艺术

　　唐太宗一方面希望与大臣共治天下，一方面又对他们不放心。他是怎么从“钓鱼执法”到解开心结、下放权力的呢？

　　文/张耐冬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前期，出现了政治清明、百姓安居的“贞观之治”，成为后世君王效仿的楷模。回顾“贞观之治”的建立过程，确立理性的执政原则，坚持以民为本，是最为关键的一步。而之所以能够确立这一原则，正与当时理顺君臣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李世民长期在军事系统指挥作战，治国实践非常缺乏。再加上李渊家族世代以骑射为能事，使得李世民在治国才能上先天不足。即位之初的李世民，不知道如何处理国政。当时的唐朝江山，经过了隋朝末年的战乱，也是满目疮痍。一个在统治能力上“一穷二白”的皇帝，碰上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着实有些不知从何下手的感觉。因此，在刚刚即位做皇帝之时，李世民就忙着向有想法、有经验、有热情的官员们征求意见。

　　当时的一名地方官员张玄素，在隋朝时担任景城县户曹，深受百姓爱戴。户曹是当时的民事官员，不但要管理县内的户籍，而且要掌管记录田租收取、劳役征发标准的计账，还要对境内的官道、馆驿等公共设施进行管理，其他的地方民事事务，包括民事诉讼、婚姻事务，都在其管理的范围之内。张玄素担任此职期间，百姓觉得他处事公道，可见他确实有管理具体事务的才能。李世民刚刚登基，就召见了他，无疑是想从他那里学习如何进行统治的经验。

　　令李世民意外的是，张玄素虽然长期做基层工作，但思想并没有被细碎事务束缚，相反，他的思路非常开阔。他和李世民的这次会面，讲的都是宏观问题，包括如何处理君民关系，如何处理君臣关系。

　　在张玄素看来，从古至今的亡国乱世，以隋朝为甚。他将隋朝亡国的原因归结为“其君自专，其法日乱”，即君主个人专权，独断独行，败坏了国家的法度，使统治失去了法令依据。基于此点，张玄素提出，合理的政治模式，应该是君主高高在上，不处理具体事务，而大臣应该辅佐皇帝，替皇帝分担治国重任，并帮助皇帝改正过失；皇帝在治国方面的责任，应该是选任贤臣处理政务，自己则“高居深视”，对臣下的工作进行最后也是最具权威的裁断，而这种裁断的方式，就是赏罚。在张玄素看来，实行这种统治办法，大臣们各司其职，皇帝对他们进行监督和评判，没有人敢违反国家的法度，秩序引导着人们，国家也会因此长治久安。

　　为了论证这种政治模式的合理性，张玄素还抛出一道计算题：一个皇帝一天处理十件事情，如果五件处理得当，五件处理得不好，那么处理得当的就会被人们称赞，处理不好的就会招致怨怒。更可怕的是，如果每天都有五件处理不当的事情，积年累月，就会造成政治上的巨大失误，由失误而导致的民间怨恨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亡国。

　　张玄素提倡的皇帝不干涉具体政务处理，而将权力下放给大臣们的主张，受到了李世民的格外重视。经过反复思考，李世民将张玄素的建议内容进行丰富，并结合当时的政治制度，将这种治国主张与实践相结合。在一次与大臣萧瑀的谈话中，李世民正式提出这种主张的实践办法，即“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

　　在李世民看来，国家政务由大臣代为处理，是不容置疑的，皇帝要对大臣们的处理结果进行了解，也是必须的。而大臣们要处理国事，就需要进行层次的划分和职权的明确，所谓“百司商量，宰相筹画”，就是在当时的尚书省六部体制下，具体的事务由具体的负责机构进行处理，提出处理意见，这就是“百司商量”；这些处理意见，有些是按照国家既有的法令规定作出的，那么按照法令办理即可，而对于法令没有具体规定的那些“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的事务，就由宰相集体会议——当时称为“政事堂”会议——对相关机构作出的处理意见进行讨论，达成共识之后再向皇帝进奏，由皇帝认可后执行，即所谓“于事稳便，方可奏行”。

　　这一整套的政务处理机制，是以当时的政治体制为基础制定的。而之所以制定这种由大臣处理事务的分工负责制，则是以君臣共治天下为出发点的。应该说，正是因为李世民认识到自己治国能力的不足，才让他重新审视君臣关系，而在张玄素的启发之下，他接受了君臣共治、互信这一看法。共治与互信，是帝制时代的官僚体制下君臣关系的常态，李世民对这一基本关系予以认可，才让贞观时期的理性执政成为可能。

　　无独有偶，贞观前期，李世民在一次对中书、门下两省五品以上侍从官员的谈话中，再次申明了君臣共治的原则：

　　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在当时，除了尚书省六部的行政体制之外，还设有门下省负责上下行文书的收发、签署与审核，以及中书省代皇帝起草诏令。而中书省和门下省由于在皇宫内都设有“内省”，所以和皇帝的关系较近。因此，李世民称这两省为“机要之司”。李世民认为，两省的职责非常重要，所以都要选择贤能之士。如果国家的诏令有不当之处，就应该明确提出，进行改正。而他觉得如果诏令的起草与签发非常顺利，恐怕是官员们因为惧怕皇帝或为了互相回护，不对政策的过失提出劝谏。因此，他专门强调，两省官员应该对诏令中不合情理之处进行批评，不能知而不言，也不需因怀有畏惧之心而踌躇不前。

　　在以皇帝为核心的体制下，由皇帝亲自倡导一种政治风气，亲自宣传一种治国模式，收效自然事半功倍。李世民以君臣共治为出发点，一再重申大臣对国事的处理权，提倡大臣对君主的过失进行批评指正，此举对理顺君臣关系、建立理性执政体制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当然，君臣共治、互信原则的确立，也并非一帆风顺。

　　经过了隋末唐初的动荡，当时的政治风气颇为败坏，很多官员都以收取贿赂为常事。而李世民要与大臣共治天下，就必须有良好的政坛风气，但是当时的状况不能不让他担忧。所以，他想出了一个“钓鱼执法”的策略，派人给官员们行贿，发现受贿者便要处死。民部尚书（后来改称“户部尚书”）裴矩认为，这种君主用不良手段对大臣进行试探的行为本身就不道德，因此大臣一时糊涂收取贿赂，责任应该在君主“钓鱼执法”。

　　裴矩对李世民的批评，正抓住了他的要害。当时，李世民一方面希望与大臣共治天下，一方面又对大臣们不放心，因此才想出了“陷人于法”的点子。可是，裴矩看破了这一点，他一针见血地提出，君主要想大臣忠诚，就必须自己开诚布公，而不能私下搞小动作。李世民颇为震动，采纳了裴矩的建议。

　　不到一年，又有人向李世民提出，要除掉朝中的佞臣。李世民问此人究竟谁是朝中佞臣，此人建议李世民和大臣交谈时故意发脾气，凡是继续坚持己见的，都是忠直之臣；而看到君主动怒就畏惧顺从者，便是佞臣。听了这番话，李世民表示，君主与大臣应该以诚相待，而不能以权术驾驭大臣。如果用佯装发怒这样欺诈的方式来做试探，君主哪还有资格去指责大臣不忠直的行为？

　　短短一年的时间，李世民的认识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一方面，是政治实践让他认识到君臣互信、共同治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是以诚相见让他收获了大臣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