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如何提升民心指数

文/刘后滨

唐太宗即位以后，连续三四年遭遇灾害与饥荒，老百姓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然而，老百姓没有把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化为怨气，没有把生活的艰辛归罪于朝廷。唐朝当时的民心指数之高，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可谓空前。

关心民生疾苦，安顿百姓生活

贞观二年，关中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接着就是蝗灾。夏日的一天，唐太宗来到皇城的御苑中，发现了蝗虫，顺手就抓起了几只，拿在手上，用咒语般的话谴责起蝗虫来：“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说完，他举手就要把蝗虫往嘴里送。左右的大臣赶紧劝阻，说：“这些个脏东西，吃了会得病啊。”唐太宗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于是把这几只蝗虫都吞吃了。这件事感动了天下百姓，提高了灾区人民减灾抗灾的积极性和战胜灾害的自信心。

唐太宗关心民生的具体措施，白居易在《七德舞》诗中概括为“亡卒遗骸散帛收，饥人卖子分金赎”。

贞观二年，当唐太宗得知关中地区由于旱灾导致百姓有卖儿卖女的情况后，对身边的侍臣说：“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当责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穷！闻有鬻男女者，朕甚愍焉。”于是，他派遣御史大夫杜淹到关中各地去巡视检查，发现被卖的孩子，就从国库出钱把他们赎回，还其父母。

针对“隋末乱离，因之饥馑，暴骸满野，伤人心目”的状况，唐太宗在贞观二年四月又下诏，下令各级官府出资，把散落在荒野的尸骸进行收葬。

抑制豪强权贵，惩治贪官污吏

《贞观政要》在解释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深得民心、迅速开创贞观之治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了唐太宗抑制豪强的措施与效果，“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

唐太宗对于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有时甚至表现得非常激进。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九年底，即位不久的唐太宗深为朝廷之中一些低级的小吏受贿成风而苦恼，一时没有想到什么好的对策，情急之下竟想出“钓鱼执法”这一招，可以看出他严厉打击贪污受贿的决心。

贞观三年，唐太宗做秦王时的幕僚、濮州刺史庞相寿因为贪污而被免官。庞相寿找到唐太宗，唐太宗出于对部下的个人感情，决定法外开恩，留住他的官职。但是，魏徵进谏说：“秦府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是使为善者惧。”如果秦王府的幕僚都通过与皇帝的个人关系而获得法外之恩，将使那些正直善良的官员感到害怕和心寒。唐太宗在此提醒下，认识到自己的过失，对庞相寿说：“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他赐给庞相寿一些绢帛，却依法免去了其官职。

唐太宗对享受特权的阶层有着特别的警惕。《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九年，唐太宗对唐高祖大封宗室为王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将数十位宗室郡王皆降为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他的理由是，“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毕竟那么多的郡王是一个庞大的特权集团，“爵命既崇，多给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

严守法度，树立政权公信力

《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九年，唐太宗听从封德彝的建议，下令将那些未满18岁的身体强壮的男子征点为兵。而按照制度规定，只有年满18岁的中男和22岁以上的丁男才能被征点为兵。负责在门下省签署皇帝诏敕的魏徵，根据制度规定拒绝签署这份敕令，多次将中书省起草好的诏敕退回。唐太宗很生气，召见魏徵，加以指责说：“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执至此！”

魏徵搬出了唐太宗自己的话，陛下常常说要“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可是这即位没多久，陛下就已经多次失信了。他举例说，陛下曾经下令，关中免二年租调，关外则免一年；命令发布之后，又有规定说“已役已输者，以来年为始”；官府原本已经将征收上来的租调钱物退还给百姓，但根据后来的规定，当年已经征收过的就不要免了，于是地方官府又把退还之物再次征回。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令老百姓徒增折腾而不能真正享受到政策的实惠。

在事实面前，唐太宗欣然接受了魏徵的意见，决定放弃初衷，停止征点中男为兵。唐太宗因此深刻反省：“夫号令不信，则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乎？朕过深矣！”

唐太宗曾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他要求国家的政策要以法令为依据，而不能取决于皇帝的一时喜怒和片言只语。从皇帝到各级官员都要坚守法令，否则就会导致社稷倾危。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