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决断“湖团案”

文/陈仲丹

1865年5月，曾国藩在带兵奔赴山东围剿捻军的途中，接到圣旨，命他在徐州停留，处理好当地的“湖团案”后再赴山东。

说起“湖团案”，与黄河的泛滥和微山湖的湖田有关。1851年，黄河在江苏境内的丰县决口，微山湖地区顿成汪洋。第三年黄河又在与沛县邻近的安徽砀山决口，沛县受灾最重，居民大量逃亡，造成濒临湖西的狭长地带一片荒凉。

1855年，黄河的决口处北移，山东曹州（今菏泽）属地受灾最重。当地士绅唐守忠看到乡民漂泊，无以为生，就带领曹州属下几个县的难民几千人，来到微山湖西岸。当时该地已成淤地，他们寄居于此，垦荒为田，结棚成屋，比邻而居，修筑圩寨，持械自卫。后来又有大批山东灾民听说这里有大片荒地，土地肥沃，宜稼穑，遂扶老携幼，举家搬迁来湖西。

沛县知县了解到他们确实是受灾百姓，考虑到湖西大片荒地无人耕种也可惜，由他们垦荒交租纳税还可增加官府收入，于是就允许他们垦种湖田，同时规定，如果是原来的有主民田，则一律退还原主。为招民垦荒，收缴租税，沛县还设立了湖田局。这就加速了鲁西南的难民向微山湖大批迁移，开垦出两千多顷（20多万亩）湖田。

这些移民的组织性很强，往往由十几个村庄甚至几十个村庄联合起来，组建湖团，选出团长。当时移民陆续组建的湖团在江苏沛县、铜山境内有8个。其中沛县的唐团（唐守忠为团长）迁来最早，人数最多，占湖田面积最大。

几年以后，流亡在外的原沛县、铜山居民得知黄河改道，纷纷返回家乡。一回故里，看到昔日的泽国变成了良田，但已被外乡人侵占，心中自然愤愤不平，遂引发争斗。冲突主要发生在沛县，因为沛县的团民最多，湖田最广。双方先是协商，协商不成遂诉诸武力，多次发生械斗，也不能解决纷争。

于是，沛县人中由士绅王献华为首组织进京告状，要求将湖西的团民尽数清除，赶回原籍，还控告团民与捻军勾结，都是贼党。这一京控案引起慈禧太后关注，下令让漕运总督吴棠密速查办。吴棠在调查后禀报，控告并无实据，告状的实际目的是要夺取团民开垦的湖田。沛县人对这一调查结果很不满意，继续告御状，并把不支持他们的官员说成是接受了湖团贿赂的贪官。

就在事情一筹莫展时，“湖团案”这一烫手的山芋落到了曾国藩手中。

1865年9月初，曾国藩刚到徐州，沛县张罗告状的几个士绅就急忙赶到他住的行辕，控告湖团团民，诉状有几十页。曾国藩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处理不当会激起民变。10月，捻军袭扰徐州，在湖西“盘踞湖团”数日。等到捻军撤走，有人向曾国藩告湖民与捻军勾结，要求对湖团一律剿灭。

面对如同一团乱麻的案情，曾国藩派人去调查，不久就弄清了实情。8个湖团中有两个（王团、刁团）确实曾与捻军合作，捻军首领赖文光等人就住在刁团，该团与王团的房屋、用具都未受损。其余6个团或凭借圩寨抵抗，或寨破遭烧杀，没有勾结捻军的证据。其中的唐团奋勇抗击捻军，唐守忠率领团民坚守圩寨，在圩寨被攻破后，他与叔叔、儿子三人被绑在床上，抬到各圩围墙外去招降。唐守忠顽强不屈，大叫“固守勿降”后被杀。

当地人告状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夺占团民开垦的湖田。曾国藩发现，领头告状的人实际并没有失去田产。这些人“设局敛钱，终岁恋讼”，是想从打官司中牟利。这些领头人多方煽动，“既以强客压主，激成众怒；又以夺还大利，歆动人心”。也就是说，他们先是挑动土客籍的矛盾，再以胜诉后会获得巨大利益来诱惑。这些人还长期挨户摊派诉讼费用，让当地百姓也苦不堪言。客民垦荒是合法的，他们认领的是官府发包的土地。即使是当地人要想收回自己原来的土地，也要原业主持有地契才行。问题难办的是，大水过后，新开垦的田地，“孰为荒湖，孰为民田，茫然无辨”，而且还会有人在逃难中丢了土地契约和交租凭证，所以要想归还有主之田也很难。

弄清情况后，曾国藩感到左右为难。如果按照当地人的要求驱逐所有湖团，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一旦团民们铤而走险，群起参加捻军，后果不堪设想。但如果不理会或驳回沛县人的诉讼，他们也会不依不饶地纠缠。

不管多难，曾国藩都决定迅速办案，尽快处理完后北上剿捻。但如何找到此案的突破口，让曾经当过刑部侍郎的他颇费思量。最后他从当地人将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一点上得到了启发，把突破口放在团民“勾捻”上，确立了处理“湖团案”的原则。

第一，不拘泥于经济纠纷细节，确立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政治标准”，即把是否“通捻”作为处置湖团的分界线，找准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编者注：当时的清王朝把捻军作为叛匪对待）。通捻者驱逐，抗捻者嘉奖。下令驱逐“勾捻”的王、刁二团，王团首领王长振外逃，在捕获后再严加惩处。其余6个湖团无通捻之事，维持原状，缴纳赋税，使湖田成为他们的永久家业。对抗捻而死的唐守忠等三人，则厚加抚恤，建立专坊，由地方官春秋祭祀，表彰他们效忠朝廷。

第二，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实际利益，划清当地人与外来团民之间的土地界限，双方认可各自占有湖田的现状。王、刁二团被驱逐后，留下的土地有七八百顷，用于归还被侵占的土民之田，条件是必须持有有效的土地凭证和交税单据。剩下的土地充做公田，用于书院和科举考试的花费。对带头诉讼生事的王献华则革去功名，“以示惩儆”。

第三，善后安置合情合理。王、刁二团通捻的只是两团的首领而不是全体团民，全团驱逐也有不当之处。为此，曾国藩又做了补救，宣布：除对王长振要“尽法处治”外，其余人全部赦免，并在王、刁二团的家乡山东郓城建立安置机构，给遣送回籍的团民分配土地。对他们当年种下的麦子，由徐州镇派兵看守，到收割后一半分给看守的官兵，一半发还原来的团民。结果是“该两团全数徙去，安静回籍”。

事情处理到这一步，曾国藩又对双方厉声警告：湖团如再有“窝匪通捻”情形，经官府查明，小则拿犯诛惩，大则派兵剿办；沛民也应将团民视同土著，永不再言驱逐之说，亦不许妄加控告。至此，双方尽消争讼之嫌，同敦睦姻之谊。

作为清朝的官员，曾国藩站在清王朝统治阶级立场上，镇压捻军，把捻军视为“叛匪”，把是否“勾捻”作为政治标准划线，有其统治阶级的错误立场，但他善于倾听各方诉求，善于平衡各方的利益矛盾，妥善化解了复杂纠结的“湖团案”，或许对我们今天处理“群体性事件”会有所启发。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