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中的“不虞效应”

文/刘佩锋

“不虞”即“出乎意料、无法预测”。经济学家在分析一种经济政策时，往往会同时分析因这种政策的施行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借以警示执行政策者予以足够的重视，以防“播下龙种，收获跳蚤”。这种因一种政策行为还会带来另外一种或若干种不是政策制定者所希望的后果的现象，就是决策中的“不虞效应”。

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经常使用的“不虞”，最初源自一个200多年前的岛国故事。据说200多年前，一个叫霍雷斯·瓦尔坡的人写了一个寓言故事叫《不虞国三王记》。据记载，古代不虞国位于现在的锡兰岛上，这是一个古怪的岛国。在那里，你本来不想找什么，可偏偏就会碰上什么；本来想要什么，但就是找不到；人们做的事却和自己心里想的不一样，什么事情都会事与愿违。霍雷斯·瓦尔坡根据这个故事创造了一个词：“不虞现象”，用它来表示意外收获原来根本没有追求的结果，事物的发展游离人们的主观愿望，在客观上产生出与主观愿望相异的结果。后来美国经济学家罗塞尔·罗伯茨在其经济学著作《看不见的心》一书中引用“不虞效应”这个词，来描述看起来良好的经济政策带来的却与预期相左的结果及损失。他说，20世纪初期，美国联邦政府试图消灭黄石国家公园内成灾的狼群，这让当地的牧场主欢喜异常，因为再也没有狼群从公园中溜达出来偷吃他们的牲畜，而且公园中的海狸也将受到有效保护。到了20世纪30年代，黄石公园中的狼绝迹了。没有狼了，公园内的麋鹿数量迅速增加，这使公园管理者和游人都十分高兴。但是事情的发展超出人们的预料：随着麋鹿越来越多，它们吃光了小溪旁的所有植物——荆棘、灌木和低矮的树木以及生长在水边的柳树和白杨。公园内的海狸要靠柳树和白杨生存。这样，黄石公园里狼绝迹的一个最让人意料不到的影响就是海狸数量也急剧减少。罗塞尔•罗伯茨说：“这很有点儿讽刺，狼是吃海狸的。所以你会认为狼没有了对海狸好才对，可是结果却恰恰相反。很多经济政策的作用就是如此，看不见的损失往往就是那些努力想做好事的人造成的。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就是要寻找那些无法预见的东西。”

不虞效应告诉人们：一个决策往往并不是孤立的，决策时一定要想到你的每一个策略都会有哪些结果，或者会产生哪些不好的结果。现实生活中，“不虞国”是没有的，但不虞效应却是到处存在的。当我们发明一种新药，短期看对于控制一种疾病是有效的，但从长期看，使用该药的后果是使身体产生了抗药性，新药的作用逐渐失灵。制定霸王条款的多为垄断企业，从短期来看，因为消费者缺少选择，类似条款的制定会给企业带来短期的高回报，但随着这种不平等条款不断地被质疑，以及消费纠纷的不断尖锐，造成公众消费信心迅速下降，这可能是企业没有预料到或根本没时间做出反应的，这就造成了企业自身发展中的“不虞效应”。再比如，现在普遍存在于公安机关的调解做法，就存在明显的“不虞效应”。即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矛盾激增的情况下，由于“有困难找警察”承诺前提，公安派出所面对各种蜂拥而来、形式各异的矛盾，承担了大量纠纷的调解工作，这虽然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诉讼，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对调解功能过分依赖的现象，并由此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

法国19世纪著名经济学家巴斯夏提出了一个窗口理论，对不虞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说，小痞子砸碎理发店玻璃窗这一恶行对社会造成了破坏，但是理发师的不幸却是社会的福音，它将为玻璃生产商制造出商机，玻璃生产商拿到钱后又去购买其他生产商的产品。这样一来打碎的玻璃提供了金钱和就业机会，因此，不良少年好像是社会的恩人，而不是罪犯。可巴斯夏认为，事情并非如此，理发师的窗户被打碎了，他需要安装一扇新的窗户，他要动用一笔额外的费用。这笔费用本来是打算购买衣服的。但是新的窗户代替了衣服，也就是说玻璃生产商得到的不过是裁缝所失去的。社会净福利依然没有什么增加，不良少年依然是危险分子。巴斯夏的窗口理论告诉我们：制定和运用一项政策不仅要看到其直接的结果，还要看到其间接的长期结果；政策制定不能只适用于一个群体，而要适用于所有群体。

如何防止决策中这种不虞结果的发生？德国学者柯武刚、史漫飞在《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思路。他们认为，合理的决策需要知识，并要在各种可选方案中有意识地选择。为了做出合理选择，就必须了解各种可选择的方案。然而，取得各种不同方案的信息所需要的资源与时间都非常的稀缺与昂贵，不可能无止境地收集信息。在缺少信息（即柯武刚所说的“知识”）情况下的决策是很难合理的，“不虞效应”不可避免。那么，人们为了尽可能地合理决策，还是要在可接受的代价下收集信息。信息搜寻进行到哪一点为终止：是预期的边际成本等于预期效益的那一点，还是从经验看，他们所了解到的信息可能足以作出决策的那一点？答案是，决策者在获得信息之前，不可能了解到某类信息的预期成本和效益，人们不可能从尚未到手的知识中获得最大化的净收益。所以，决策者为了决策的合理性，避免不虞后果的发生，在无法理性计算搜寻决策信息成本是否会小于决策的预期成本的情况下，只能是最大可能地搜寻决策信息。

（作者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