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不修衙自古始

发布时间:2014-08-20    

文/吴 钩


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宋代以后,修官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修衙门通常被列为“不急之务”,地方官要修建衙门,就必须经中央政府审核、批准,擅自修建将受到弹劾和处分。

繁华之处无官衙

提起《清明上河图》,人们通常会赞叹其画工精细,画中竟有1695人,各种牲畜60多匹,木船20多只,房屋楼阁100多栋,推车乘轿也有20多辆。

从这幅画卷上可以看出北宋时市井繁荣、商业昌盛的历史痕迹。

如果你仔细看,还会发现更多内涵。比如画中的房屋,包括酒店、商店、茶坊、旅店、寺院、医馆、民宅等等,最气派的建筑非“孙羊正店”莫属。

但如果你想在这些建筑中找一栋官衙肯定得失望了。印象中石狮子挡道、衙役把门的官府衙门在画中踪迹全无。如果非要较真,也只能找到一处政府机关——税务所,但这个税务所看起来也很简朴,跟普通民居差不多,比起临街的酒楼商铺来,实在不起眼。

无独有偶,北宋文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用非常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开封城皇宫、御街、酒楼、茶馆、商铺、食肆、大相国寺、瓦舍勾栏的热闹景象。唯独对开封府衙的描述一笔带过:“浚仪桥之西,即开封府”。府衙在孟元老笔下,淹没在栉比鳞次的商民建筑中,毫不起眼。

为什么从历史笔记到写实主义的《清明上河图》对开封府衙都没有触及?难道古代的官衙毫不起眼,不值一提吗?要知道,在当代中国,许多地方的政府大楼通常会成为当地一景。

这些历史作品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古代的城市里,最富丽堂皇的建筑物肯定不是衙门,而是商用或民用的酒楼饭店、私家园林之类。

如果我们能穿越到中国古代的城市,会发现很难找到一座豪华的衙门,倒是破烂衙门随处可见,甚至有些州县的官衙居然成了危房。

官衙修缮乃“不急之务”

在旧时朝廷的工程立项与预算日程表中,修衙门通常被列为“不急之务”,远远排在其他公共工程的后面。如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宋廷“诏京城内外除修造仓场、库务、店务、课利舍屋外,自宫殿、园苑以至百司廨舍、寺观等,并权停。过七年取旨”。即暂停京城一切官廨的修建,七年后再说,因为政府要优先建设仓场(贮存粮食的仓库)、库务(国库)、店务(公租房)、课利舍屋(税所)等公共项目。

民国时汇编的《明代建筑大事年表》中统计出,明朝开国之后,洪武朝凡三十一年,各地新建和重修学校674所,而同一时期才修衙26所;到了宣德朝,官衙才大规模兴建,但也只是修了55所,而同期各地兴建或重修学校则有159所。

清代甚至规定,地方官想修建衙署,一概由官员自掏腰包,从他们的养廉银中分期扣款,这种情况下,哪个官员愿意吃饱撑的去修官衙?

因此非修不可的官衙所需资金,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有的地方官将自己的俸禄或财产拿出来,或者接受民间富民、士绅的个人捐助。苏轼修衙,除了从僧人度牒中想办法,还捐出自己的“公使钱”五百贯。公使钱,是宋朝财政拨给地方长官的特别经费,由地方长官自主支配,主要用于公务接待。

擅修官衙受弹劾

宋代之前,地方官还有自主修衙的权力,如唐代的李听当邠宁节度使时,发现“邠州衙厅,相传不利葺修,以至隳环”,李听不管三七二十一,“命葺之,卒无变异”。但到了宋朝,如果地方官私自修建官衙,将受到弹劾、处分。

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还是在杭州,知州薛映被人告发“在司擅增修廨宇”。朝廷马上派遣御史调查,一查,果然如此,经大理寺议罪,薛知州被贬为“连州文学”——一个小地方的闲职。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汝州知州李寿朋在春荒时节“令郡人献材木,修廨宇亭榭,重为劳扰”,也被御史弹劾,受到降职处分。

大宋朝廷对地方官府修衙之事控制很严,慢慢便形成了“官不修衙”的惯例,一直延续至后来的明清时期。

明朝万历年间,北京宛平县有个叫沈榜的知县,写了一部《宛署杂记》,据其中描述,宛平县虽然是京畿首县,但县衙却非常简陋:“廨仅一所,与民间比屋,曲直不齐,各佐领衙与市民联墙,声音可通。吏大半无廨地,僦借民居。顾不知创自何时,何所迁就,而因陋就简,粗备如此也。”

宛平县自永乐帝迁都北京至万历年间,已设县接近两百年,这么长的时间,居然一直未能将县衙修建得像样一点。因为实在太粗陋了,沈榜只好在万历十八年重修了衙门的大门,但想扩建,县财政却拿不出一两银子来。

清代中叶,成都的官署也是年久失修——“文官衙署向皆欹侧欲倾,破烂不堪”;“两县以下各官署,或荒凉如僧庐,或朽蚀如陋室,虽列省会地面,而萧条僻陋之气,怆然满目”。地方政府一来“无款培修”,二来官员也缺乏修缮的动力,皆因地方官一任三年,谁愿意做这种后人乘凉自己担坏名声的事?

当然也不能说宋朝之后,所有的官衙都不修缮。修衙之事,还是见诸史志。但总的来说,古代官员对修衙极不热心,即便是非要修衙,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再三强调原来的官衙破败不堪,非修不可,并申明在修建过程中无扰民之事。

为什么古代王朝要严格限制修缮官衙呢?首先,传统社会的政府一直是“小政府”,财政规模非常有限,通常不设专门的修衙经费。

其次,旧时修衙,难免要劳民伤财,招募或征调民力。宋代以降这种公共工程招来的民工都要雇佣付款。官府资金紧张,很多时候会无钱支付,因拖欠工程款而闹点大事出来——这可不是官员们愿意看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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