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自贸区改革带来的服务业“变局”

文/张为付

上海自贸区扩大开放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社会服务6个领域。围绕这6个领域，自贸区将把扩大开放与体制改革相结合、把培育功能与政策创新相结合，逐步形成与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的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选择服务业作为上海自贸区改革的重点突破领域，标志着新一轮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序幕拉开。

挑战和机遇并存

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无疑会强化上海原有的现代服务经济发展优势，推动上海现代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进而拉开与江苏发展的差距。在现代服务业及利用外资方面，江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短期内将会受到较大的冲击：一方面，上海自贸区在贸易便利化、财税优惠以及国际结算等方面的政策优势是江苏没有的，可能导致江苏现有大型企业中的一些功能性业务，如销售、投融资、物流、结算向上海自贸区集中，从而固化江苏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中的分工角色，不利于江苏整体产业结构升级与向服务业转型。另一方面，上海自贸区将集聚国内外大量的高端服务业要素，推动上海现代服务业，尤其是总部经济、金融、高端物流、服务外包等加速发展、高端发展，进一步凸显江苏与上海在现代服务业发展资源禀赋上的差距。

但从长期来看，自贸区的建立在强化上海“四个中心”定位的同时，也会对周边经济产生辐射，推动长三角区域分工和联动发展，因此，江苏也将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一是创造需求。自贸区航运中心、物流中心和贸易中心的建设需要周边城市相应的产业、基础设施等配套，同时创造仓储、加工、配送、商务等服务需求。根据“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原理，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在推动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同时，也会为江苏的制造业提供更加优质和高效的服务，从而促进江苏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而制造业的发展又会为江苏的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提供本地市场规模和发展空间。二是梯度转移。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将推动区内及周边地区商务成本的持续上涨，导致对成本敏感、盈利能力较弱的企业或者企业中附加值较低的功能性环节迁出上海，江苏依托良好的产业基础、服务环境和区位优势，能够承接来自于自贸区及上海的服务业转移。三是资源溢出。上海自贸区将在更高层次上利用外资，这有利于江苏获得国际先进技术、管理经验、高端人才、信息等的资源溢出。四是改革示范。上海自贸区强调深化改革、放开管制、体制创新，将为江苏未来的改革提供方向和经验借鉴，为建立更加高效的管理体制、更加先进的服务理念和更加科学的管理方式提供良好机遇。

具体分析内部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影响

分行业来看，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会对江苏现代服务业中的物流业、金融服务业、贸易业、总部经济、信息与服务外包等产生较大影响。

贸易业方面，有利影响主要是：成本优势和地缘关系会吸引中小型外贸公司落户与上海地理位置较为接近的苏南地区；成为上海自贸区大型贸易公司进入国内市场的重要分支销售中心，有助于苏南地区建立次级内向型销售公司。不利影响主要是：政策势差会诱使江苏大型生产性企业在上海自贸区建立销售公司，造成极大的税收损失；吸引江苏现有的大型外贸公司，特别是外汇交易较为频繁的公司，迁往上海自贸区。

金融业方面，有利影响主要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加强，金融机构总部聚集将促使金融机构在江苏尤其是苏南、南通设立分支机构；将带来更多的金融服务外包需求，有利于江苏局部地区成为金融服务外包基地。不利影响主要是：短期内可能吸引江苏部分金融机构总部、核心部门以及特定金融业务部门如金融租赁等迁往自贸区，而南京、苏州等苏南主要城市吸引高端金融业如高端金融外包、金融机构总部等难度增加。

物流业方面，有利影响主要是：贸易量、采购量将明显增加，提升苏南地区和南通的物流和航运枢纽、采购中心地位，有助于围绕上海建立物流企业中心和次级物流、航运中心。不利影响主要是：短期内会使部分大型物流和航运企业总部及部分企业的物流环节迁往上海自贸区；弱化江苏现有一些保税园区如南京、苏州、昆山等保税区的保税物流功能。

信息与服务外包业方面，有利影响主要是：上海自贸区提供便捷的离岸业务，有利于江苏大型信息与服务外包企业通过自贸区“走出去”，拓展东南亚乃至全球业务；海外信息与服务外包企业落地自贸区过程中，需要寻找本土化企业联合运营，为江苏本地相关企业带来合作的可能。不利影响主要是：自贸区会吸引国际上已有一定声誉、信誉和品牌的服务外包企业，与江苏同类企业形成竞争；上海自贸区将成为离岸型差异体系的集聚区，几乎涵盖服务外包的主要行业，凭借其投资和贸易的便利化优势，以及更加广阔的市场会吸引省内的大型服务外包企业迁入自贸区。

总部经济方面，有利影响主要是：上海总部经济进一步高端化，要素成本上升，促使部分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职能中心外迁，以及部分中型企业总部外迁，有利于江苏发展职能型总部经济。不利影响主要是：促使江苏部分外向型企业、大型企业将总部以及物流、结算、投资等职能中心转移至上海自贸区内；加大江苏吸引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总部（区域总部）等难度。

在“对接”的同时积极作为

面对自贸区改革带来的服务业“变局”，以分工合作为基础，发挥比较优势，形成与上海服务业价值链的融合和互补，延长服务业价值链，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形成与上海层级分工、错位发展的服务业格局，是江苏的必然选择。首先，与上海服务业形成层级分工。优化与上海大都市圈合作模式，以层级分工、价值链合作为基础，实现服务业与上海大都市圈分工协作网络的耦合。暂缓推进上海重点培育与发展的信息咨询、专业性服务、大型企业总部（贸易中心）等知识密集度高、对成本不敏感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着力发展物流仓储、租赁、批发、服务外包和金融后台服务等一般生产性服务业。其次，适度调整江苏现代服务业未来重点发展的方向。以针对大企业内部直接为制造业服务的功能为重点，承接大企业地区分部和职能分部，发展分支性和功能性服务机构，重点发展区域性经营总部、管理及服务型总部、内向型企业总部、区域性物流职能中心、区域性研发中心、区域性总部。

应对自贸区改革带来的服务业“变局”，江苏更应积极作为。

第一、打破地域限制，整合全省资源，形成省内跨市现代服务业合作机制，以组团方式化解上海自贸区的冲击。按照全省各区域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功能定位和城乡规划的统筹安排，依托区域资源禀赋、生产力布局和交通条件，在苏南、苏中、苏北各地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原则，着眼扩大区域共同利益、打造区域现代服务业发展新优势，进一步挖掘合作渠道，打破地域限制，构建跨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多核多点多圈层”的网络化结构。同时要抓住国家促进信息消费服务业发展的机遇，抓住国家促进健康消费服务的政策机遇，抓紧开拓江苏自己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新领域。

第二、加强对接，有效承接上海自贸区对江苏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资源溢出。根据上海自贸区政策实施状况及对省内各地影响状况不断调整优化政策体系。在此基础上，以数个重点服务业产业为抓手，强化对上海自贸区外溢效应的吸收体系。一是构建围绕上海自贸区的集物流、航运和采购功能等为一体的综合体系。以南京、江阴等沿江港口，以南通港、连云港等沿海港口，以及公路体系、物流中心等为主干，强化各个港口、物流节点间的协调与合作。二是优化现有服务外包体系，打造与上海自贸区相协调的全方位服务外包格局。以昆山、南通等上海周边区域为主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培育形成上海的金融服务后台。以南京、无锡、苏州等为中心发展中高端服务外包体系，并带动苏中、苏北中低端金融、通讯、软件等行业服务外包发展。三是积极构建与上海高端总部经济圈相适应的总部经济体系。重点引进和培育物流、商贸、研发等大型企业职能型总部以及中型、内向型企业总部，形成以南京、苏州等城市为中心，南通、昆山、太仓等地为支撑，和上海形成多层次的总部经济体系。四是积极引导国外金融机构和中外合资银行到江苏设立分支机构。鼓励金融机构开展融资租赁等业务，强化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作者系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