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任重道远

文/于 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是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智库”概念。

当前，我国研究机构规模大、数量众多，但对国家决策所起的作用，跟发达国家智库存在很大差距，政府和社会对智库的认可度也较低。在新的历史阶段，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党和政府更加重视中国智库的发展。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智库作出重要批示，把智库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并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顶层设计、制度建设以及对外交流等方面为中国智库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且为其拓展提供了广阔舞台。同时，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历史新阶段的中国，为中国智库发挥用武之地同样提供了肥沃土壤，智库已经融入国家决策的开放性平台之中，成为中国政策决策体制的一部分。

智库按照不同的角度，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如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民间智库等，综合性智库、专业性智库等，全球智库、地区性智库等。如美国的兰德公司在成立后的二三十年内是著名的半官方智库，曾经有90%以上的经费来源于政府合同，并且主要是美国军方和国防部。

中国智库大多数是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如各级社科院、党委和政府的研究室、党校（行政学院）以及高校的各类研究院所等，其经费大多是财政拨款，其研究课题主要是上级机构下达的，或者是从上级机构列出的课题中选择的，属于论证当前主题和解释政策的多一些。

中国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智库优点是有政府部门支持，经费稳定，信息来源有一定的优势（有些资料是民间拿不到的），但也有重要的缺陷，依赖性过强，缺乏独立性，其观点、立场有明显的倾向性，难以客观地看待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容易产生学术蛀虫。

今年年初，在联合国总部、中国上海以及世界21个城市同时发布的第七份《2013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共有智库6826家，较2012年6603家略有增加。其中，北美洲1984家，欧洲1818家，亚洲1201家。从国家看，美国智库数量最多，有1828家；中国以426家排名第二；英国排名第三，有287家。但在按规模、能量与贡献的排名中，进入全球智库前100名的中国智库仅有6家。这说明，中国的智库建设急需加强，建设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那样的对政府有巨大影响力的智库机构更是势在必行。

任何国家的制度都与本国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离开了政府背景，智库很难生存和发展。智库首先是为政府服务的，它要帮助政府解决治理之道。中国智库的发展脱离不开中国的国情，也切割不断与本国、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联系。就此而言，中国智库的发展当然必须具有中国特色，务必要处理好古与今、历史与现实、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务必要秉持既不能割断历史，又不能脱离国情的理念。

当前，中国智库的生存和发展还面临很多问题。一是中国智库内功不强，研究能力较弱。部分国内智库变成政府政策的诠释者和宣传者，而没有提出前瞻性建议。二是政策缺失。目前，我国与智库发展相关的各项政策还不完善。很多政策制定部门还没有认识到发展智库的重要性，还未出台各类具体的政策培育智库发展。三是国际舞台发声空间少。目前国际重要议题被发达国家所垄断，中国智库缺少机会和舞台发出声音。

对此，我国智库首先要找准自身定位，提高研究能力。其次要完善各项政策。例如智库机构尤其是非政府智库的性质问题、智库研究人员的身份问题、税收以及捐赠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给予解决。第三，我国智库要积极“走出去”。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政府要帮助智库拓展国际空间。政府出访的访问团不仅要包括政治经济界人士，还要包括智库机构的研究人士。

大国需有大国智库，在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的历程当中，具有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国际化智库绝对不能缺席。目前，我国智库正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快速发展时期，加强智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建设不容忽视。从国际经验来看，智库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智库成员往往是高级知识分子和政商界知名人士，他们大多数人具有独立性、有自主判断能力，并且人脉广泛，对外有较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因此，智库交流是一种高层次的人际传播方式，是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政策研究机构，又是对外宣传机构之间业务交流和政策协调的平台，更是对外传播价值观念和政策主张的交流使者，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与独特的作用。

未来中国智库的发展应逐渐从分散式的随机性组织向以智库基地或产业示范区为平台、以目标为导向的有组织模式转变，智库产业将成为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纽带。同时，通过建立思想市场，发展智库产业，智库能够更多地参与国际交流，设置公共议题，影响国际舆论。这既有利于提升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更有利于宣传中国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