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上楼”应体现包容性增长逻辑

胡小武

南京大学城市科学

研究院副院长

在农村土地征收拆迁问题上，城乡二元结构表现出的落差尤为显著。城市拆迁一夜暴富，城中村拆迁拆出了一个个千万富翁，此类现象，不绝于报头。然则在广大的农村，耕地、宅基地的“剪刀差”，打碎了农民最后一道资产屏障。部分地方政府针对农地的“低收高卖”策略，实现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高增”，而代价是农民失地之后的“低收”。在今天利益主体日趋明确，利益结构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农民因土地拆迁而形成的大量抗拆、抗争乃至血案，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

“农民上楼”的良善目标，常遭遇地方政府及部门的肢解和误导。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农村新社区”的发展建设，旨在通过撤村并社，退地还耕、退地补工，藉此优化新社区基础设施，增加新社区公共服务，改善农民居住环境与生活方式，还能为农村地区实现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提供土地与劳动力资源，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良善的农村城镇化发展方向，也符合我们国家的国情。但是，这些良善目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经常落入“粗放实施”、“利益勾兑”和“违规操作”的窠臼。一些地方，在农民新社区的居住楼房没有盖好的情况下就拆掉了农民的房屋，导致待安置农民“居无定所”、“四处租借”甚至住进简易帐篷里；一些地方在农村宅基地置换中采取低价征收政策，大量牺牲农民利益；一些地方政府并没有将“农民上楼”与土地流转、农业产业化、农民再就业、农民社会保险等系统设计，实施“半拉子工程”；还有一些地方，基层政府与开发商合谋，强征强拆，严重侵占农民利益，导致严重抗争事件等。这一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系统工程，被层层曲解，致使乱象丛生，最终由“农民上楼”变成了“农民上访”，其中大量的悲剧性事件频发，令人感伤。

实质上，“农民上楼”的逻辑，应该体现为一种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就是一种共赢的增长。农民通过“进社上楼”的前提，应该是比之前更富裕、更有希望，生活更美好。不能因为上楼，忍受损失、痛苦、贫困和没有希望。

包容性增长的逻辑，要求地方政府在实施“农民上楼”工程时，必须有整体性规划，从土地流转、土地征收、宅基地置换、住房补偿、社会保险、产业更新、就业支持、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等层面，制定出合理、清晰、可靠的路线图与实施方式。具体来说，要求在源头上确保拆征补偿相对公平合理，打破之前“低收高卖”的恶性逻辑。在实施过程中，确保农民上楼的平安顺利，尽量不要先拆迁后安置，建房资金缺口可以通过发行城镇化债券方式来平稳过渡；在后端要通过建立完善的新农保和就业体系，为“农民上楼”解决后顾之忧。

包容性增长的逻辑，要让农民经由简单的评估，就能知道上楼之后不吃亏，很公平、很划算。中国的农民最诚实、最勤劳，也最朴实。只要政府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能够秉持包容性增长、共赢发展的理念，每一项“农民进社上楼”的具体工程，都能够有源头、过程、后端的系统设计，并且透明化，规范各项操作流程，明晰发展方向，杜绝利益勾兑，农民便一定会支持、会理解。

有理由相信，体现包容性增长的“上楼”，“新农民”势必如乔迁新居一般，满心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