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技术的未来

文/姜 萍 王思明

20世纪末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对农业、医药、环保、能源等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转基因技术凭借其优良的性状和巨大的经济效益，在短短10多年的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之相关的各种安全、风险、伦理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转基因技术的未来引起广泛关注。

科技界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

主流科技界比较看好转基因技术发展的美好前景，关于转基因技术在医药、能源、环保领域的研发和应用，科学界大多持积极支持的态度。而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则有分歧：一部分科学家认为经过政府严格审核和管理的转基因食品或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可以放心食用或种植；另一部分科学家则认为转基因食品或作物的商业化推广有潜在的风险，应更加谨慎。

我国科技界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热情较高。2013年7月，媒体报道“61名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几乎同一时间，“49位海外生物医药学者上书国家领导，呼吁推动转基因商业化”；而此前6月份，中国工程院农业学部的32名院士也联名上书决策层，“建议国家主持好转基因技术研究，加快推进转基因技术产业化”。从站在学界顶端的院士群体的集体行动来看，我国科技界认为转基因是科学的，转基因本身没有毒，它们同别的基因有什么相互作用也被研究得一清二楚。而且，转基因的研究应用对基因来源、操作方法和应用环境进行了严格控制。因此，目前经过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获得主管部门批准的转基因生物可以放心使用或食用。当然，也有一些科学家认为在目前的认知领域和科学实验条件下，可以表明转基因产品（如抗虫的转基因水稻）是没有危害的，却无法预知未来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是否会有风险；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转基因是有危害的，比如可能引发基因变异、基因漂移等等，但却拿不出合理的危害性科学依据。

转基因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转基因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带来的巨大经济价值，有目共睹。在1996-2013年这18年间，全球30多个国家以空前的比例种植了转基因作物，累计种植面积超过16亿公顷，这个面积大体相当于或者超过美国或中国150%的国土面积。18年来转基因作物在提高作物产值、保护环境、减少农药使用、保护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缓解贫困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大量转基因产品或食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与此相关的转基因产品国际贸易也蓬勃发展。截至2013年底，全球有62个国家和地区批准转基因作物进口用于食品、饲料或种植。其中，已有27个国家批准了27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

从国际上看，转基因技术推广之顺利与否，各国表现各异。美国企业可以在自己出研发经费的情况下，自行递交实验材料，经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农业部(USDA)和环境保护署(EPA)三个机构的审批，确认转基因生物种子的安全性后，即可由公司经过自己的商业判断，决定是否进行商业化推广。欧洲等国虽未明确禁止推广转基因生物，但对转基因生物的审批则是尽量严格。日本、韩国、墨西哥、挪威、波兰、澳大利亚、印尼、沙特阿拉伯等国均要求对转基因食品实施强制性标识制度。

我国对转基因生物的研发、推广和标识非常谨慎和严格。转基因生物的研究分为：实验室阶段、中间试验阶段、环境释放阶段、生产性试验阶段、发放安全证书阶段、商业化生产阶段。转基因生物发放了生产安全证书之后并不能立刻进行商业化生产，还需要对种子品种安全性进行审定。除此之外，国家农业部还需要对种子的应用趋势进行判断，后者经过研究认为其具备推广价值后，才发放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批准其进入商业化生产阶段。为了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我国也推行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制度。

各国政府如何对待转基因技术

目前国际上不同国家因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科研体制和管理水平的差异对转基因的态度也各不相同。

美国是转基因食品研发和消费大国。上世纪90年代早期，在政府“有利出口”的政策鼓励下，转基因食品获得飞速发展。目前，美国政府对转基因食品总体上持支持态度，2011年，奥巴马政府准许一批新的转基因作物进入市场，包括一种转基因牧草和乙醇玉米。不过最近，美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公布报告称：一些动物实验表明，食用转基因食品有严重损害健康的风险，包括导致不育和免疫力下降等问题。这引起美国社会巨大震动，民众也愈发担忧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美国政府是否会因此转变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欧盟对转基因产品的态度较为谨慎，主要原因是之前欧洲爆发的“疯牛病”等食品安全事件让政府和民众都心有余悸，“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此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怀有戒心。再加上欧盟的许多成员国在转基因技术的研发上和转基因产品出口贸易上与美国相比不占优势，一些成员国因此更不愿意开放市场种植或销售转基因产品。欧盟对转基因作物种植及上市审批较为严格，对市场上的转基因产品实施溯源管理和强制标识制度。这种限制约束的态度和行动虽然保护了欧盟的市场，但也限制了各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自2007年以来，在各国越来越高的加快发展转基因技术的呼声中，欧盟正在调整对转基因作物的监管，批准转基因作物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再看我国政府对待转基因的态度。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把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设为重大科技专项，2008年投入200亿元作为专项资金，2009年农业部批准发放一个转基因玉米品种和两个转基因抗虫水稻品种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这些政策文件的出台和资金的投入，都表明转基因技术在中国决策者心目中的地位不可谓不高。虽然在战略上政府已经比较重视转基因新品种的研发、推广和产业化，但在实际的商业化、产业化行动中，政府对转基因的态度却有些摇摆，事实上这种态度已经使得我国转基因作物的应用推广多年来止步不前。政府为什么会犹豫不决呢？这其中有多重原因，包括公众的抵制和反对、学界此起彼伏的争论、媒体不负责任的炒作以及非政府组织对抗性信息的宣传等。

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政治伦理风险

转基因技术及其成果的日益广泛应用，使得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许多困难、问题有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缓解与解决，人们因其能够给人类带来的可能福祉而兴奋。不过，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可能的福祉与可能的风险并存。转基因技术推广应用的风险有可能带来很多超过技术本身的安全性风险。

转基因技术及其成果的广泛应用对生物多样性、生态平衡、人类健康、血亲伦理关系等方面可能造成的巨大风险，已为人们广泛注意，因而影响一些国家的政府对推广应用转基因技术的态度。

转基因技术应用也会带来政治伦理风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人类种族生物安全，社会控制中基于垄断技术服务供给的新奴役。比如，转基因技术打破了自然在数百万年演进中所形成的一切物种界限，模糊乃至消弭了自然与人工的天然界限，甚至能够根据特定目的性需要设计、创造出具有特定功能的生物体，进而威胁种族基因安全。由于这种可能影响是基因层面的，因而一旦负面影响形成，后果不堪设想，且难以挽回。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转基因技术

转基因技术，简称GM，是指将基因片段转入特定生物中，并最终获取具有特定遗传性状个体的技术。不管转入的基因来自进化树上再远的物种，接受这基因的也能读解，那是因为DNA是通用代码，细胞知道如何解读。即使亲缘关系最远的物种——比如人类和细菌——也共享许多基因，在数十亿年的进化过程中一直保持不变。转基因技术可以使重组生物增加人们所期望的新性状，培育出新品种。人们常说的“遗传工程”、“基因工程”、“遗传转化”均为转基因的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