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社会资本对农民融入城市的正效应

文/李跃华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新型城镇化，不仅要让农民进得了城、基本生活无忧，还要让民众愿意进城、乐于进城，生活得有意义。这就有赖于加强农民进城的社会资本建设，重构其社会关系网络，从能力素质和文化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增强对城市社会生活的适应性。

使社会资本概念被广泛关注的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他从政治学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界定，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我国学者边燕杰则指出，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本质是这种关系网络所蕴含的、在社会行动者之间可转移的资源，任何社会行动者都不能单方面拥有这种资源，必须通过关系网络发展、积累和运用这种资源。虽然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不尽相同，但这些定义的共性也非常明显，即都将社会信任、社会联结与社会规范作为社会资本的关键因素。社会资本发达，对区域内经济、社会、文化、社会心态等建设发展均有积极意义，将从内在“粘合”社会不同群体，促进社会群体的融合。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这些发展理念对于社会资本建设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首先，有助于拓展人际关系网络。我国传统的农村人际关系是建立在人伦之上，体现的是血缘与地缘的关系。在地缘关系上建立的邻里关系就是他们除血缘关系以外的重要的社会资本。邻里关系曾是社会关系网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远亲不如近邻”，“千金买宅，万金买邻”，就是最好的写照。邻里社会资本的具体内涵是指乡村社区邻里之间在长期的日常生活的交往中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及其背后隐藏的信任、互惠、规范等内容。农民搬入新社区之后，生活的内在环境主要靠邻里关系来营造。社区内安定有序，社会风气好是邻里关系和谐的体现，更是邻里关系和谐对居民生活环境产生的积极作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社区的建设改变了农村散居的生活状态，使人口大量聚集在一起，不再局限于村落的概念。新社区内村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村民自然融合，原来的邻里关系范围扩大，形成更加广泛的邻里社会网络。通过拉近、扩展、强化邻里关系，增强了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信任、互惠和规范作用，产生显著的人际交往上的社会资本效应。

其次，有助于解决新型城镇化融资难题。社会资本发达的社会，信任分布广泛，对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能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从经济层面看，未来30年内，城镇化将促使4亿人进城，解决这4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以人均10万元计算，大约总共需要40万亿，财政投入十分巨大。这带来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城镇化的融资难题。这样巨大的投资，不能简单靠财政筹款，而需调整政府定位，更好发挥市场作用，积极调动民间资金的合力，支持可持续的城镇化。民间融资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社会信任体系的建设状况。浙江民营经济在起步阶段面临很大的融资需求，从国有银行处无法有效融资，很大程度上靠民间自发成立的互助式金融解决，这一模式有效的前提就是社会信任的广泛存在。新型城镇化不仅拓展了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把市场经济中平等交易、互惠互利的原则带入人际关系，为促进社会信任提供重要条件，具有明显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效应。

再次，有助于城市社会生活公共性的培育。罗伯特•普特南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强调，美国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进步时代”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社会资本建设，这些社会资本建设促进了社会公共性的培育，养成了市民的社会公益与社会责任意识。发展基层民主，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实行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以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最有效途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将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也必将促进城市社会生活公共性的增长。比如，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流转、拆迁、补偿等一系列与村民利益高度相关的问题，激发了村民维权意识和监督意识，增强了村民维护自身政治权利的能动性，拓展了公共领域范围，进而增强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产生了基层民主管理的社会资本效应。

依据上述理念，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统筹加强社会资本建设，是促进人的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保障。

第一，政府应从思维和行为取向上进行调整，秉持“有效、有限、有为”理念，有所为有所不为。强化应承担的保障社会公平和秩序的职能，弱化或放手带有社会服务性质并且社会可以做得更好的职能，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引导他们在各自领域内合理、合法服务群众，全面满足群众的多层次需要。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社会民生事务越来越庞杂，很多带有民生服务性质的事项，政府既管不了，也管不好，不如放手让社会来完成，培育社会的自我服务功能。

第二，在城市的发展规划上，不仅要考虑经济效应，更要考虑社会效应，注重社会公共空间的营造。一个完整的区域发展规划，不仅要有漂亮的高楼大厦，更要有漂亮方便的城市公园、林荫小道、城市广场，还要有各类生活服务类商业与公益性设施的配套。农民进城了，既要有就业机会，有保障生活水平不下降的资源和能力，还要有多样性、便利的生活服务。同时，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区域，也要合理规划，使二者合理分布，保证和推动市民能自由和自发在两个场域中切换，增加互动，推动参与。

第三，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教育事业，培育市民生产、生活、休闲等多种技能。发达的社会资本，需要参与其中的市民既有参与的意识，又要有参与社会事务的技能。这二者的获得与培养，均需要靠教育来完成。因此，既要注重基础教育质量、高等教育的提升和完善，推进教育资源均等配置，也要积极推动各类职业教育、技能教育发展，给进城农民提供进修和充电的渠道，以有效提升其自身人力资本价值，更好地参与到城市公共生活中去。

第四，制定社区服务规划，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各项公共活动，繁荣社区生活。现代社会的高流动性，瓦解了以往农村“远亲不如近邻”的乡土文化，农民进城后从生活小区获取的社会服务与支持不足，影响生活质量，也导致社区建设的“内在灵魂”缺失。社区活动的繁荣开展，将有效激活社区沉睡的社会资源，在更好地服务于社区居民、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同时，促进居民彼此间互动交流，激活其社区生活主体意识。

第五，注重发挥文化、艺术以及宗教等软性因素的作用，提高城市品位和居民认同度。文化、艺术及宗教等属于连接性的社会资本，可凝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群，促进社会整体团结。同时，这些软性因素也构成城市的内在品格、气质、韵味和能量，是城市文化的隐形标识，对生活于其中的居民起到潜移默化的精神塑造作用。应通过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文化活动、历史遗存保护等多种手段，传承和发扬城市的独特文化品位，增强居民对城市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