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城市的中国战略

文/刘士林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设”，代表着我国从经济型城市化向文化型城市化的重大战略转型，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点睛之笔。

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芒福德一直倡导一种人本主义的城市理论。他明确宣称“确定城市的因素是艺术、文化和政治目的，而不是居民数目”，并且指出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体，也不单是权力的集中。这对过于物化、商品化的后现代社会、对扭转“见物不见人”的中国城市发展模式，有很大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按照芒福德的思想，文化城市是一种以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为主要生产资料、以服务经济和文化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以人的知识、智慧、想象力、创造力等为主体条件、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和推动个体全面发展为社会发展目标的城市理念、形态与模式。既超越了人类城市原始的防卫、商业等实用功能，也不同于新中国以来的“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它揭示出城市发展的目的，不是城市人口增加，也不是经济总量与财富的聚集，而在于城市是否提供了一种“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生活方式。文化城市理论实质上就是“人文城市建设”的核心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

人文城市不是无本之木，在人类城市发展史上，既有在特定历史社会环境中的成功案例，也有至今仍需要沉痛反思的反面典型。

以古代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市是文化城市的杰出代表，而以罗马城为代表的罗马城市则是文化城市的反面典型。希腊化的基本特征在于，“人们在城邦里形成聚居不是因出生和习惯，而是为了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罗马化的基本特征是“物质建设的最高水准与社会人文发展的最坏状况”。与马克思认为希腊艺术具有“永久的魅力”一样，以古希腊哲学、戏剧艺术、雕塑和体育竞技为代表，希腊城市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本质，“古希腊人在短短的几个世纪里对自然和人类潜在能力所做的发现，超过了古埃及人或苏美尔人在长长几千年中的成就。所有这些成就都集中在希腊城邦里，尤其集中在这些城市中最大的雅典城。”与恩格斯指出“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统治的最终结果”相一致，以血腥的斗兽场、荒淫的罗马浴池及外表华丽但内涵空虚的大剧场为代表，芒福德认为，“罗马变成了一个反面生活的容器：在荒淫无度的破坏性活动中，生活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这些方面，罗马帝国把历次文明似乎都不可避免的那些丑恶扩大化和持久化了”。而雅典之所以成为“美好生活”的空间，罗马城之所以成为“死亡之城”的典范，根本原因就在于城市文化。

值得关注的是，罗马城的幽灵正在当代大都市中蔓延。芒福德曾警告：“哪里的人口过分密集，哪里房租陡涨居住条件恶劣，哪里对偏远地区实行单方面的剥削以至不顾自身现实环境的平衡与和谐——这些地方，罗马建筑和传统的各种前例便几乎都会自行复活。”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以2013年我国35个城市的GDP占到全国经济总量的一半和2010年以来的“逃离北、上、广”、“大城市伪幸福”等为代表，可以明显感觉到的是“物质建设与社会人文发展”的严重冲突。就此而言，“注重人文城市建设”既是新型城镇化与以往城镇化的本质区别，也是其之所以“新”的灵魂所在。

中国的城市化和人文城市建设，既和其他国家一样要遵循人类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也必然有其独特的道路和不能被忽视的根本利益。这是我国新型城镇化、人文城市建设必须确立的战略自觉意识。

城市群是当今世界城市化的主流和大趋势，也是我国人文城市建设必须依赖的大背景和总体框架。城市化主要有“单体式”和“城市群”两种发展模式。前者的突出特征是“单打独斗”、“以邻为壑”，对外加剧了城市之间的“同质竞争”，对内激化了城市内部的“恶性博弈”，往往造成区域内资源、资金和人才的巨大浪费和低效配置，并直接损害了城市社会应有的公平、正义及人的精神生态。后者的目标是通过建立合理的城市分工和层级体系，解决区域内以“产业同质竞争、项目重复建设、空间批量生产”为特征的“粗放型城市发展模式”，以及城市与乡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激化的对立和冲突，促进都市、城市、乡镇、农村的协调、均衡和可持续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单体式”城市发展模式在西方国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城市群成为城市化进程和区域发展的主流趋势。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城市究竟是走“大城市”还是走“小城镇”的发展道路一直争论不休，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不仅在理论上解决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主导形态和核心机制问题，在实践中也有利于不同层级的城市化单元走上一条资源配置合理、发展节奏平稳的包容性发展之路。由于各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积淀、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现状、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不同，特别是由于文化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所以在人文城市建设中，容易重蹈过去在发展城市经济时“同质竞争”的覆辙，是当下最需要未雨绸缪并加以应对的。

文化城市群代表了城市群发展的先进方向和最新趋势，应成为人文城市建设的理想目标。城市群主要有两种发展方式，一是传统的主要以经济、交通和人口作为测评指标的“经济型城市群”，二是新出现的主要以生态、文化和生活质量作为评判标准的“文化型城市群”。在全球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当下，“文化型城市群”日益成为全球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的主流和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群率先在东部地区崛起，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为代表，我国主要走的是一条经济型城市群发展道路，尽管各城市群的经济总量、交通基建和人口规模增长很快，但它们的“城市病”也日趋严重，不可持续问题日益凸显。目前，我国规划和在建的城市群（经济区）已达30个左右，预计未来5到10年内，我国城市群将涵盖全国815个城市中的606个，人口和经济规模分别占到城市总人口和GDP的82%和92%，科学规划和设计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群发展道路，不仅必要而且迫在眉睫。

理想的城市群是一个在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整体结构上具有合理层级体系，在空间边界、资源配置、产业分工、人文交流等方面具有功能互补和良好协调机制的城市共同体。城市群发展不只是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也包括着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一个时期以来，由于把区域发展简化为经济发展一体化，所以我国城市群与西方的最大差距不在GDP、城市空间与人口规模，而是集中体现在文化软实力、环境宜居水平和人口素质上。城市的本质是文化，文化城市群代表了城市群发展的更高形态。就此而言，一方面，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超越特大城市、大中城市、小城市及乡镇之间的在人口、资源等方面的恶性竞争；另一方面，以文化城市群为发展目标，转变以工业化、现代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经济型城市群发展模式，培育环境、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协调关系和协同发展机制，有助于走出一条环境、经济、社会与文化协调发展的新路。这就是我们所理解和探索的以文化为引领、以人文城市为重点目标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智慧城市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