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智库的生命线

文/李 凌

作为“思想产品”的创造者，智库在复杂多变的全球格局中，为弥合知识与决策之间的鸿沟，发挥着新的“合纵”与“连横”功能，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塑造者”。影响力是智库的生命线和价值所在，构成智库评价的重要方面。智库的影响力存在三个层次，从自身特点出发巧妙驾驭和有效利用不同层次的智库影响力，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智库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

智库影响力的三个层次

影响力决定了一个智库功能与作用的大小，而不是规模、资金或其他。詹姆斯•麦甘教授在《2013全球智库报告》中对全球6826家智库进行了排名，但凡排名靠前的全球顶级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其影响力都不可小觑。

和平研究北欧学派领袖约翰•加尔通（J. Galtung）根据社会各阶层与政府决策的关系将社会结构分成决策核心、中心和边缘三个层次。所谓决策核心层即是指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如政策草拟部门、立法机构、参议员等，他们掌握着决策权，对公共决策起决定性作用。在核心层以外是中心层，如媒体、企业界和学术界的社会精英等，他们尽管不具备决策权，但是具有一定的政策话语权。边缘层则是普通大众，他们一般距离政策核心比较远而对公共决策缺乏足够的话语权，虽然从数量上来讲他们占有社会多数，但却不拥有与政策相关的信息渠道和表达能力，政策变迁可能给他们带来益处，但也可能招致损失，他们是政策变迁的被动接受者，处于公共决策的“边缘”地带，起间接推动作用。有鉴于此，智库影响力可以被分为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大众影响力三大类，分别对应于政策制定者、社会精英和普通大众，智库通过不同方式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产生影响。其中，决策影响力是最根本和起决定性作用的，学术影响力和大众影响力服务于决策影响力。

决策影响力是智库发挥作用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式。通常而言，智库组织专家群体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政策语言，通过与决策机构之间建立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联系，把自己关于政策的分析、观点和主张传递给政策制定者，以专题调研报告、内部研究报告、决策咨询活动等方式使研究方案成为政策现实。智库的决策影响力取决于智库与政府之间的距离，无论是递交决策咨询方案，还是铺陈梳理政治理念，都是智库决策影响力的重要体现。在过去，由于受政府信息保密传统的束缚，一些民间智库和同政府关系不十分密切的智库机构难以充分获得研究所需的信息。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政府信息公开已成为全球趋势，智库决策影响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信息的分析及其结论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而不再是依靠垄断信息来源，这有助于推进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进程。

学术影响力和大众影响力在智库影响力的构成中处于从属地位。如果一个智库擅于运用学界、媒体或公众途径去影响决策者，那么它一定是在采用一种间接迂回的方式，发挥自己的决策影响力。比如通过出版专著、论文和举办学术研讨会，联合更多的智库及研究机构一起倡导自己的学术主张和政策思想，形成学派和学术共同体影响决策层；通过接受媒体采访、发表网络评论和建立私人博客等方式，获得大众的支持，从而间接影响决策行为。智库参与公共决策及其作用的发挥，是多种影响力策略权衡的结果。一些智库运用学术影响力和大众影响力而不是直接使用决策影响力，原因在于这些智库在发挥决策影响力时受到阻碍，比如影响渠道不畅，智库自身的政策营销方式存在问题等。

中国智库影响力的规律与特点

2013年底的首份《中国智库报告》指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发展与改革开放进程同步，目前，基本形成了从以政府内部附属智库为主，到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各类智库对政策形成的影响力愈加显现，专业知识与决策机制的结合更为紧密，智库和专家介入公共政策制定的趋势日益明显。

从智库的地理分布看，中国智库呈现典型的集聚发展态势，最具影响力的智库主要集中在北京与上海。一方面，这彰显出智库和智库产业集聚发展的特点及一般规律，即智库起作用的范围往往可以超越地域限制，因而通常集聚在政治中心和经济文化中心周围，比如美国的著名智库也主要集中在其首都华盛顿地区。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中国地区发展的非均衡引发地区间智库发展不平衡，同时，地区间智库发展的不平衡又反作用于地区经济社会的非均衡发展。换言之，中国中西部地区智库发展相对滞后，影响力相对不足，以及东部智库对中西部地区发展问题关注相对较少，可能是促成中国地区发展非均衡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智库的存续时限看，2000年以后成立的智库，影响力不及2000年以前成立的智库，表明智库影响力离不开对政策问题的持续关注与长期积累。从中国智库发展与演化的轨迹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一批国家级智库相继成立，一直以来对中央决策起到重大影响；“文革”期间，智库发展几近停滞；1977年前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一直到1987年之前，各地社科院陆续恢复挂牌；1988年之后，各地的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央各部委的研究机构相继成立，1988-1993年和1994-2002年三类智库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研究议题多以经济社会发展为主，同时一些民间智库也得到适度发展；2003年起，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学者、政府官员等纷纷从体制内游弋到体制外，以社会团体等名义成立民间智库的情形则较为多见。

从智库的研究领域看，政治建设和经济政策是中国顶级智库涉足最多的两个领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研究国际问题的中国智库日益增多，以往一些仅限于党政军智库研究的议题正逐步向民间智库转移和渗透，包括全球气候变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反恐、碳排放和传染病预防等跨国问题的议题。为此，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应运而生，成为全球和地区顶级智库，这是中国从关注自身建设转向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智库在《全球智库报告》中影响力逐年提升的重要原因。

从智库影响力的不同层次看，党政军智库注重决策影响力，民间智库更愿意运用大众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而社科院智库和高校智库则往往强调多种影响力的平衡与综合。例如，中央政策研究室是党的最高智囊机构，几乎绝大部分重要决策都出自于此，但他们很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也很少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实际上，中国当代智库的决策咨询活动有其深远的文化传统渊源。一般而言，体制内的智库倾向于通过直接渠道影响决策层，这同千百年来知识分子用“递折子”的方式谏言帝王不无联系；而体制外的智库则由于缺乏畅通的政策渠道，转而选择迂回方式。但也有个别拥有大量官员或退休官员的民间智库，其影响力丝毫不亚于官方智库。

中国智库影响力与日俱增，但与国际一流智库相比，仍处于成长初期。智库全面参与公共政策形成过程的体制机制尚未健全，各级党政军智库和社会科学院智库的行政依赖色彩还十分浓重，民间智库赖以生存的资金筹措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相当欠缺，智库创新成果的评价考核机制缺乏激励性，影响了整个智库的生存与竞争环境，这些因素都使得中国智库的影响力受到制约，也进一步影响了中国社会“智”与“政”的结合水平。

提升中国智库影响力的战略举措

2013年被称为中国的“智库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智库”，为中国智库发展明确了方向。发挥智库资政辅政、启智育民的作用，正在成为我国政府决策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可以说，中国智库发展的春天已经来到。在未来，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经费来源将趋于多元化，表达观点的渠道与能力不断拓展。一方面，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将进一步增长，充实中国思想市场的容量与规模；另一方面，智库表达不同观点和政策主张的政策环境更加宽松，各种观点表达的机会更趋公平，这对于各类智库而言，是持续提升影响力的契机。

一个有影响力的智库往往处于活跃状态，有着常规性的组织与运行方式，能够比较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公共决策，同政策制定者、媒体或学界保持良好的关系，并享有一定的国际或国内声誉。就提升中国智库影响力的战略举措而言：

一是要提高智库产品的质量，致力于全局性、前瞻性、紧迫性的战略问题和公共决策，辅之以一系列从人事制度到经费使用规则来确保智库产品的质量，使智库专家从“用课题换收入”的怪圈中走出来。

二是要积极主动地推销智库智力产品，建设和利用各种机制和平台，形成和打造多渠道的成果发布机制，加强成果宣传和对政策影响的跟踪评估，扩大智库内在能力对外运用的范围和效果。

三是要充分借助新媒体、新科技、社交网络与“云”的影响，不能低估信息化力量对智库从形态到内容的改造，中国智库应当跟上和适应这些变化，而不是被互联网时代抛在后面。

四是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国际化将成为一种趋势，在此背景下，中国智库将开始尝试到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构建和纳入面向全球的研究网络，增强国际影响力。

五是地方智库的研究应同地方经济社会转型的巨大需求结合起来，地方社科院在向智库转型的过程中必须突出自身优势，形成与高校智库和党政军智库的不同特点，在差异化竞争中发挥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六是民间智库要善于拓宽成果转化渠道，从提升学术影响力和公众影响力迂回影响决策，提升成果向决策咨询的转化效率。应当认识到，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民间智库有时可能比官方智库更具优势，因为此时民间智库可能更为中立和客观，相对超脱。

智库影响力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智库的影响力不是凭空而来或一蹴而就的，需要循序渐进、因势利导，而从自身特点出发巧妙驾驭和有效利用不同层次的智库影响力，是明智之举，也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智库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