秸秆焚烧治理中的“疏”与“堵”

惠 天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博士

江苏新闻广播特约评论员

近年来，秸秆焚烧已成顽疾，尽管治理方案层出不穷，但治理效果终究不佳。这与治理秸秆焚烧的基本思路不清有很大关系。“疏堵结合、双管齐下”的思路貌似辩证，实质上没有理清问题的主次矛盾，造成政府财政空耗并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导致秸秆焚烧治理工作始终处于被动。

部分农业生产者缺乏责任心是秸秆焚烧污染问题的主要矛盾，农村劳动力不足或秸秆处理途径淤塞是次要矛盾。中国农民工进城、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存在。但秸秆大面积集中焚烧造成严重污染则是近年来农村普遍淘汰大灶之后形成的问题。显然，在没有沼气或天然气使用、需要秸秆作为大灶燃料的情况下，即使农村劳动力存在匮乏现象，农忙时期农业生产者仍有能力将秸秆收集起来并实现土地轮耕。换言之，目前所谓收集秸秆超出农业生产者能力范围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事实上，政府并非没有为秸秆寻找出路。在农村普遍淘汰大灶之时，各地政府都曾经试图建立秸秆回收利用场站以图再利用。不少地方政府投巨资建立的场站、设备出现大量闲置，其主因是物流环节出现断裂。按照原计划，农业生产者负责将秸秆从田地收集起来，在村（队）相对集中运输至指定地点。但由于此做法耗时费力，农民不配合成普遍现象。有干部反映了这样的两难处境：农民收集秸秆需要人工，政府财政补贴如果低于雇佣小工的费用，部分农民宁可不要补贴将秸秆烧掉了事；如果高于雇工费用，那么毋宁政府直接组织劳力下乡收购——这显然不现实。

责任心匮乏的普遍性导致政府为解决秸秆问题设置的疏导途径被架空。同时，舆论引导不利导致秸秆禁烧工作出现严重挫折。眼下焚烧秸秆造成大规模污染的原因是集中时间进行大规模焚烧。由于燃烧率低、湿度高，秸秆密集燃烧所产生的烟雾与大灶炊烟相比，无论是单位数量秸秆产生的污染，还是单位时间内排放的污染总量都必然大幅度攀升。但从笔者了解的情况看，即使上述如此简单的道理，目前都少见宣传引导。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等各类媒体上，诸如“工业污染、汽车尾气如此严重，为何要求禁烧秸秆”或是“秸秆焚烧不足以影响大气质量”等论调比比皆是。除了动摇全社会反对秸秆焚烧的共识之外，更对已经广泛接触新媒体的农村居民产生误导，某种程度上甚至赋予了对抗禁烧政策的道义正当性，亦导致政府处理秸秆焚烧违规案例时，执法人员缺乏执法底气。

“治国如治水，堵不如疏”，这句话必须正确认知。“堵”的工作不到位，则无法发挥“疏”的作用。违法焚烧秸秆的情况遏制乏力，必然使秸秆回收体系无用武之地，又会进一步刺激更多农业生产者将秸秆付之一炬。反之同理，做好“堵”的工作，自然水流他处。政府只需做好资金保障和政策扶持，自会有市场企业在秸秆回收利用方面发现商机。倘若认为能以疏代堵，在执法环节缺乏魄力勇气，只希望农业生产者按照政府规划的每个细节完成生产扫尾工作，则成了哈耶克所言“知识的狂妄”，在哲学上也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可以得出结论，提高违法成本，倒逼生产者的环保责任心是有效治理秸秆焚烧问题的正确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