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的首都在今天南京,出于防御的需要,明太祖朱元璋将自己儿子分封于全国各军事重镇,著名的有秦王(陕西西安附近)、晋王(山西太原附近)、燕王(北京附近,后来的明成祖)。诸位藩王掌握了北方军事重地的军政大权后,虽有利于边防,却也产生了地方尾大不掉的弊端,不利于国家稳定。面对这种情况,建文帝十分忧虑。一日,建文帝(当时还只是皇位继承人)问智囊黄子澄:“诸王尊属,各拥重兵,何以制之?”子澄对曰:“诸王仅有护兵,才足自守,万一有变,以六师临之,谁其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小大强弱之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建文帝喜曰:“得先生谋,吾无虑矣。”黄子澄认为,汉代削藩,诸位藩王反抗,三个月就被中央打败,因而藩王问题不足为虑,这也是后来建文帝决策立即削藩的理论依据。
建文帝1398年登基做了皇帝,与齐泰、黄子澄等商议后,数月后即决策削藩,几个月内,即成功撤销了周王、齐王、湘王等藩王。然而一年后,1399年削到燕王朱棣时,燕王起兵反抗(靖难),建文帝先后派耿炳文、李景隆、盛庸等讨伐燕王,却无法取胜,结果1402年,燕王打败建文帝,成了明朝新的皇帝(明成祖、永乐皇帝),建文帝削藩彻底失败。
应该说建文帝决意削藩是正确的。明初藩王的问题较为严重,地方尾大不掉,长远上看,不利于国家稳定统一。建文帝失败后,燕王朱棣即位,明成祖朱棣也继续实行削藩政策,并成功地削掉了几个藩王,基本解决了影响明初稳定的藩王问题。从明成祖即位后继续削藩来看,建文帝作出削藩的决策是必要的。
正确的决策为何却是失败的结局?
原因有二,其一,决策者缺乏底线思维。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着想,努力争取好的结果,才能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而建文帝在决策中缺少底线思维,对决策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自从秦始皇统一后,我国历史的主流是稳定统一。分封藩王(藩镇)有不利于国家稳定统一的因素,因此,历史上经常削藩。一般情况下,中央政府成功的机率很大,然而分封的藩王(藩镇)掌握军政大权,削藩过程中也极易引发动荡,需要认真对待。如汉代汉景帝时期的削藩引发三个月的“七国之乱”;唐代唐德宗时期削河北藩镇,使唐朝一时失去了对北部领土的控制;后世清代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也历时八年之久。通过建文帝和黄子澄的对话可以看出,两人认为削藩很容易,且建文帝即位数月就实施削藩,可见建文帝没有做好“最坏的打算”,也没有对“最坏的结果”作出充分准备。
其二,决策需要考虑团队的执行力。明初一流军事人才因明太祖朱元璋的猜忌而凋零殆尽,这直接导致建文帝团队中没有一流的军事人才。建文帝朝廷素有“秀才朝廷”之称。他的战略决策团队理论文字强,却没有实践经验,尤其是沙场血战的军事经验。如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黄子澄、翰林侍讲方孝孺都是饱读诗书的才子, 齐、黄二人是书生, 兵事非其所长, 不善军事, 仓猝实行削藩, 又缺乏战略眼光, 以至于一败涂地。负责具体执行的前线将领方面:耿炳文,垂垂老矣;李景隆,名将之后,但对手朱棣却评价他,“纨绮少年耳,易与也”,是个纸上谈兵的“赵括”。反观对手燕王朱棣却由于长期戍边而成为一名优秀军事将领。而汉代“七国之乱”之所以能被迅速平定,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名将周亚夫。遗憾的是,建文帝没有自己的“周亚夫”,没有意识到自己团队执行力不足,这显然也是他决策的失误。
古今中外,作出决策,尤其是涉及面广、问题重大的决策时,决策者一定要有底线思维。缺乏对“最坏”结果的估计,缺乏预先对“最坏”结果采取的有效应对,是非常危险的。而再好的决策如果得不到有效执行,都无异于空中楼阁。决策的最终完成,既需要高明的决策,也需要强大的团队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