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成功之道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从被中原诸侯轻视的“夷狄”小国，到兼并天下的统一帝国，秦国的崛起堪称奇迹，而这一切皆源于商鞅的变法图强。然而，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变法很多，齐有管仲改革，魏有李悝变法，赵有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燕有燕昭王的筑台求贤，各国都有变法，为何时代唯独青睐秦国？商鞅变法的成功之道又在哪里？

商鞅变法重塑了政府公信力

战国初年的秦国陷入了“塔西佗陷阱”，政府法令无人相信，出台政策也无人理会。针对于此，商鞅决定来一次徙木立信：他在都城南门广场上立一个木头，然后告诉民众，谁能把这根木头从南门移至北门，他就奖励十金。十金对于当时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很大一笔钱，但在场之人无人相信，也没有人动这个木头。商鞅又把奖金提高到五十金，这时才有一秦人挺身而出，扛起木头，商鞅跟着这人到了北门，一到北门，他立即拿出五十金，付给了这个人。

徙木立信取得了良好效果。然而，新法的推行很难一帆风顺，守旧集团往往对法令熟视无睹，甚至故意违反法令。变法之初，就遇到了秦国太子违反法令的事件。商鞅斩钉截铁地说，法令之所以不能顺畅施行，就是知法犯法的缘故。虽贵为太子，也必须依法惩处。后来虽然免除了太子的刑罚，但仍对教唆太子犯法的两位师傅处以肉刑。在当时来讲，这也算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了。这两件事，对民众的震撼很大，从此，秦国人都知道商鞅的公信力，商鞅也成功地塑造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政府形象。

商鞅变法契合了时代之需

商鞅虽是我国法家学派的杰出代表，但商鞅的才学并不仅限于法家。初见秦孝公时，商鞅提出的治国方案也并没有被秦孝公采纳。第一次，商鞅向秦孝公陈述尧、舜、禹的“帝道”，结果秦孝公听得昏昏欲睡。谈话后秦孝公还对引荐商鞅的人埋怨：“你推荐的那个人，不过一介狂妄之徒，哪里能用得上？”第二次，商鞅向秦孝公讲述仁义治国的“王道”，秦孝公仍然哈气连天，提不起兴致。第三次，商鞅改变方案，专向秦孝公讲述富国强兵的“霸道”，秦孝公才彻底被商鞅说服，最终命商鞅推行新法。

商鞅的时代，正是“百家争鸣”之时。儒家、墨家、道家、兵家、阴阳家……无不周游列国兜售自己的主张。然而，大多数陈义过高，脱离实际，并不能为各国君主所追求的富国强兵作出贡献。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正处于大变革时期。商鞅以“耕战”为核心的变法，可谓“对症下药”，契合时代的潮流：以军功为导向，规定上至王公、下至庶民，均须凭军功而获得官爵，打破了凭血缘就能封官拜爵的“世卿世禄制”；以农耕为导向，打破了井田制，激发了各个阶层，尤其是新兴军功地主的积极性。因而，仅仅几年时间，就使秦国上下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

商鞅变法不因人亡而政息

商鞅为推行改革，得罪了包括太子在内的大量皇亲国戚。秦孝公顶住这些人的压力，让商鞅将改革进行到底。秦孝公死后，太子虽然将商鞅处死，但彼时的秦国已被商鞅改造成为一个国富兵强的国家，尝到“改革红利”的太子仍然继承了商鞅的改革措施，这在我国历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之后，秦国的历代国君一直沿着商鞅的法家路线深入推进，秦国也因变法政策的连续性而愈发强大，没有人亡政息是秦国强大的重要原因。

客观地说，通观整部二十四史，成功的变法凤毛麟角。而商鞅魔术般地使一个落后国家在短时间内走向富强，放在今日亦令人称羡。王安石有诗赞商鞅曰：“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正是商鞅做到了有令必行，契合国情，并一以贯之，才使秦国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为日后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