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邓小平学决策

邓小平同志是一个具有独特决策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战略家。邓小平的决策思想、决策风格和决策案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财富，也是领导干部学习科学民主决策的最生动的教科书。

人民利益：邓小平决策的价值支点

邓小平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岗位，决策时首先想到的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并以此作为决策的出发点和根本依据。

邓小平认为，一切决策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因而应该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决策成败的根本依据；要始终坚持从人民利益出发，本着“对人民负责”、“为人民造福”、“取信于民”进行决策。决策者一定要尽量满足群众的需要，切实关心群众的生活，忠实反映群众的愿望。

同时，邓小平认为一切决策必须体现民主。在决策过程中要体现人民群众决策的主体地位。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的权利”。主张采取切实措施，不断扩大人民实际参与决策的机会和条件。在决策的执行过程中要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离开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党和国家的政策再正确也只能束之高阁。

实事求是：邓小平决策的本质特征

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邓小平认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的最大实际。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决策。

从这一实际出发，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从这一实际出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改革的突破口。从这一实际出发，邓小平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从这一实际出发，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三步走”“不是说制度，是说生产、生活水平”，这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使全党全国人民对以后70年应该怎样一步一步前进、对一个目标实现后接着应该奋斗的目标是什么，有了清晰的方向感和明确的共识。心里有了底，有了奔头，这是一种无形的凝聚力量。

一切从实际出发，内在地要求按辩证法办事。邓小平在决策中特别注意按照辩证法办事，反对走老路，也反对走邪路，坚持走新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决策中，他特别重视既要坚持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国际上一些人在猜测我是哪一派。最近我对一位外国朋友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末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没有大的波折和弯路，没有走老路邪路，一直在走新路，就是得益于邓小平按照中国实际实事求是地办事决策。

实践标准：邓小平决策的重要原则

邓小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唯一的大讨论。决策来源于实践，又要服务于实践，要由实践来检验和完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

邓小平十分关注决策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抓住时机，果敢地付诸实践，让决策变成现实实践。为了检验和不断完善决策，他还要求“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要求对所有重大的决策都先“试点”，看其是否成功，然后再决定大范围推广。

邓小平高度重视群众实践检验政策的效用。南方讲话中，他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大大丰富深化了决策检验标准。衡量我们一切工作的好坏，也是判断决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曾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

邓小平是立足于实践进行决策的典范。在设立经济特区的决策过程中，他就采取了“看实践”的态度。他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这种既重视决策过程的民主性，又重视决策的实践效果的谨慎态度，保障了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符合中国国情，成为推动国家富强、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的强大驱动力量。

敢于担当：邓小平决策的突出风格

邓小平73岁高龄第三次复出时讲过一段感人至深的话：“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这种精神就是敢于担当的精神。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受命主持中央工作，毅然决定进行全面整顿。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进行工业整顿，农业、科技、文教整顿，军队整顿，落实干部政策，以及制裁派性动乱分子。整顿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先行官先行”（铁路畅通），“元帅升帐”（钢铁生产上升），生产发展，人心大快。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开始准备党的整顿，并且认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党的整顿“主要是讲加强党的领导，反对派性，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使全面整顿向更深层次发展。全面整顿，对于全面动乱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党与国家正常工作秩序的恢复，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极大地增强了邓小平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中的威望，为后来粉粹“四人帮”拨乱反正奠定了群众基础，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历史预演”。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敢于担当的精神没有消减分毫。尚未复职，他就剑指“两个凡是”，提出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复职后邓小平自告奋勇抓科学教育。在春寒料峭、人们普遍心有余悸的情况下，大胆提出要推翻“两个估计”（“两个估计”是指“17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1949年后培养的大批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的错误论断，解开了“四人帮”炮制并得到毛泽东批准的、捆绑在广大知识分子精神上的两个绳索。并且亲自召开教育科技工作者座谈会，突破重重阻力决定恢复大学招生考试制度，点燃了亿万人的希望，也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打开了重要的突破口。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