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注定是一个休闲的世纪,人们的闲暇时间将会逐渐增加,休闲旅游的需求将会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主流形态。但是,从长假高速拥堵、景区人满为患票价疯涨、旅游垃圾成患等情况看,我们的闲暇政策及相应的体制机制,却并未及时调整,基本还停留在休闲社会的“粗放阶段”。
中国人的闲暇,更多体现为城市闲暇。城里人的“有闲”与“有钱”是构成当前中国闲暇形态的社会基础。同时,经由交通干线直达,到“旅游城市”去休闲、旅游,也是目前中国假期旅游的必然形态。这就要求中国的闲暇政策设计必须以闲暇主体、闲暇行为、闲暇载体为中心,全方位构建一个以“闲暇为本”的新的闲暇政策体系。闲暇经济越来越成为拉动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手段,只有那些闲暇政策、闲暇经济、闲暇服务做得好的城市,才会率先收获闲暇经济的更大红利,让城市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城市闲暇,必定推动闲暇城市的产生。从城市闲暇到闲暇城市的转变,意味着闲暇城市已经真正顺应了时代的变迁,实现了城市结构的大转型。
城市闲暇,需要激活更多的闲暇群体。带薪休假、年假制度的倡导、推广与实施,是全面释放市民闲暇的重要手段。让更多有闲暇消费需求的市民有更多的时间闲暇,是创造闲暇经济的首要前提。勤劳的中国人已经到了一个敢于休闲、勇于休闲、愿意花钱休闲的阶段。君不见国人海外旅游消费高达千亿美元的能力,君不见高速公路车轮滚滚的自驾行。可以肯定,通过制度性安排,确保闲暇主体的增加,还能倒逼政府、企事业单位工作效能改革。这样一来,既可以推动年假制度和带薪休假政策,又能在深层次推进各项改革进程。
引导市民养成良好的文明闲暇行为也非常重要。交通违规、扎堆式景区游、“抢餐式”吃饭、乱扔垃圾、损害景区公物、景区涂鸦、逃票行为等,给“中国式闲暇文明”极大“减分”。市民文明闲暇行为的养成,不仅需要市民自身素养提高,还需要政府闲暇制度的规约、旅游景区的管理、休闲空间的文明化构建,通过“内修外治”的双重手段来达成。这就要求加快建立有效的休闲法规、景区管理模式和休闲空间治理方式,让人们在公共闲暇空间逐步提高“文明闲暇行为能力”。当然,这又与全面开展带薪休假,鼓励常态型休假旅行,取消“井喷式”出游模式分不开。同时,引导市民开展个性化休闲、深度型旅游、学习型旅游等系列措施,也有助于促进市民闲暇文明行为能力的提升。
闲暇的人越来越多,闲暇载体势必要与时俱进。闲暇空间的开发与优化,是承载闲暇时代和发展闲暇经济的空间基础。中国地大物博、民族文化多元、风物齐全、自然生态多样、历史遗存丰饶,但当前很多城市在发展闲暇载体时并没有顶层设计,各项旅游规划、交通规划、景区发展规划、宾馆饭店发展规划归口不统一,没有相互衔接与有机整合。一个闲暇时代的来临,必将催熟一个又一个闲暇城市。要迎接闲暇时代的到来,城市发展规划与城市治理,必须为闲暇社会提供全方位的制度与政策支撑,通过更新理念,打破制约闲暇城市建设的体制机制壁垒,方可占得先机,造福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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